報章老闆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拘捕，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也不管是一份怎樣的報紙，這都對香港社會造成衝擊。

傳媒被視為社會上重要的一環，肩負促進公眾知情權之責，警方出動200人入內搜查，高調拘捕傳媒老闆，不但是重大的社會事件，相信也是香港社會前所未見。但去年反修例風波和今年全國人大授權訂立《港區國安法》，其實同為香港人前所未見之事，從現實角度看，不難預料在後修例及國安法年代，香港將會經歷更多衝擊。

警方周一（8月10日）表示至少九人被捕，涉嫌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及串謀欺詐等。前者或許涉及個別人士收取外國資金等情況，後者據指涉嫌違規經營「公司秘書」服務，初步看來都與報業本身沒有關係。但無可否認，警方高調在報館搜查，甚至被拍攝到有警員翻閱相信是新聞材料，這很可能會被視為干預新聞工作。

警方必須服眾

搜查地方為報館，加上被捕者包括傳媒老闆及高層，警方的行動已經被部份市民視為打擊新聞自由。正因為案件敏感，警方甚至更高當局更須慎重每一步。這除了包括警方的行動必須根據相關法例及刑事調查程序，也包括每名警員在執行工作之時都須秉持專業，不能夠藉故或被認為藉故干預新聞工作。

法律界一句名言曰，法律或法治不但要公義，還要公義彰顯於人前。同樣道理，警方的執法行動不但要合法理，其法理也要彰顯於社會，讓市民信服。市民或許帶有色眼鏡，甚至因為政治立場而先入為主地認為警方到報館採取行動必然是錯的，但當局仍然責無旁貸，需要以理據服人，讓社會——包括所有政治立場的市民——也看見其執法之公正。

後修例年代香港政治敏感的爭議有增無減，社會衝擊可能會愈來愈大，各方要以理服眾及彰顯公正，才能讓社會繼續走下去，經過這次歷史性的轉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