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精神健康　還看政府努力

前律政司司長、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周三（15日）早上網上直播，推廣「陪我講 Shall We Talk」計劃，鼓勵市民跟身邊的人溝通和分享，以建立精神健康友善的社會的計劃。

黃仁龍予人最大印象是他曾任律政司司長，且任內風評不俗。他現時領導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上周六（11日）開展「陪我講」計劃，針對性地指出反修例風波帶來的社會動蕩及今年的疫情是市民精神健康問題的核心惡化原因之一。正如港大醫學院2020年在國際醫學期刊《刺針》發表的調查指，37%受訪市民曾出現抑鬱症狀，及32%市民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症狀，而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調查亦顯示，受訪者的平均焦慮指數達到8.82分，屬臨界異常水平。

基於當下精神健康的特定成因，黃仁龍認爲出傾談心理治療（talk therapy）是關鍵，這也是「陪我講」計劃得名的原因之一。「傾談」治療在國外已是普遍採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國外數據顯示2/3至3/4的患者在採用傾談治療有顯著改善。

政府責無旁貸

「陪我講」計劃不僅提醒了社會，溝通、聆聽與傾談的氛圍重要，更提醒政府僅從醫療手段切入市民的精神健康問題已不足夠。政府要更致力於在社會撕裂和疫情壓力下支援家庭、朋輩之間的溝通與關懷的可能。比如疫情讓社福機構收入驟減，獲得服務的人數減少八成。然而因爲立場、肺炎影響導致的心理問題正在增加，因此政府應切實考慮增加對社福機構的資助，才能讓社區更多的分期和矛盾得到支援與化解。

想要社會走向更好地溝通，更重要的還在於官民的同心。政府官員能否帶頭放下分歧，做到真正的傾聽市民心聲亦是關鍵。比如去年9月林鄭月娥舉辦首場「社區對話」，初衷應是在社會巨大分歧下彼此溝通、聆聽，在去尋求出路的好意。但最終因對話的時間短、人數限制嚴格以及沒有下文等，而沒有達成良好的傾聽、溝通的效果。又比如政府能否在嚴正執法之外，看到和解、溝通的平衡，比如擴大「警誡警司」等不留案底的彈性處理方法，平衡法律的正義和社會和解、溝通的需要。

經歷了一年的動蕩、撕裂和新冠疫情，香港面對的困難是多方面的。經濟方面，必須展開全面改革；社會治安方面，當然要回復秩序；但政治氣氛及社會對立方面，也的確不利於市民的精神健康。政府應拿出誠意，帶頭為香港社會打開一扇不帶成見、攻擊的聆聽、傾談與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