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請羅致光增納職業病　保障醫護人員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周日（19日）發表網誌，陳述反對將新冠肺炎列為職業病的理由。然而，羅局長的理據不但存有矛盾，同時亦忽略新冠病毒的嚴重性和獨特性，不可與現存的職業病相提並論。特區政府在醫護人員心惶惶之時，理應一改卸責作風，並採用「先立法、後剔除」的方式，發揮勞福局保障工人的基本責任。

羅致光在網誌中的主要論點，雖然是基於國際勞工組織（ILO）對職業病所訂定的準則，但由於該定義過於廣闊，故局長認為須加上「客觀數據」，來證明工作場所與某職業病的因果關係。據ILO的定義，職業病是指「已被認定為與工作時暴露於物理、化學、生物或精神因素有明確或強烈關係的疾病，而這些環境因素是明顯的致病成因。」但局長接着強調，環境與致病的因果關係「還需要看其它客觀數據，否則我們便應將所有傳染病（如各類病毒所引起的流感）都列為在工作上有和人接觸職業（如醫護）的職業病」。

現時數據不代表一切

由於ILO的職業病定義廣泛，要是當局將傷風感冒等常見的傳染病列入法律保護，無疑是小題大做，但以「客觀數據」來收窄職業病的定義，卻忽略了新病毒的危險性。羅致光舉例說，「香港至今錄得一宗涉及醫護人員並可能是在工作期間受感染」，並認為「毒病的風險因地方而異」，「如採取足夠及有效的措施，便能控制醫護人員工作時受感染的風險」，故其數據之少，使本港並無迫切的立法需要。

可是，數據只是過去的統計，難以反映當下醫護人員的處境，亦未必能預示事勢的發展。首先，如同局長所言，「醫護人員約佔意大利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總數的8.3%」，使「個人防護裝備短缺被視為導致比例偏高的主要成因之一」，故本港尚未出現大批醫護人員感染，只是歸因於個人防護暫時裝備充足，並不改變醫院是為染上新冠肺炎高危場所的本質。但隨着新冠肺炎已成持久戰，假如有天本港的個人防護裝備供應陷入英、美等國的窘困，醫護人員定當會再次暴露於健康風險之中。

局長邏輯不一致

同樣地，單以「客觀數據」來考慮職業病的標準，亦與現行措施存有矛盾。從勞工處的數字可見，氣壓病、結核病、豬型鏈球菌感染、職業性哮喘病和腕管綜合症在2018年各行業中，經證實為職業病的個案皆不多於四宗。在如此低的「客觀數據」下，當局可不將上述疾病剔除出職業病的名單？畢竟上述多種職業病跟新冠肺炎一樣，皆是「如採取足夠及有效的措施」，「便能控制⋯⋯感染的風險」。若套用羅局長的邏輯，或許絕症才是唯一值得被正名的「職業病」。

除此之外，局長引用處理沙士個案的補償申索所得經驗，來證明現行制度的保障力。即使「⋯⋯感染沙士的僱員補償申索個案中，約九成經勞工處處理後獲得解決」，亦不代表《僱員補償條例》已完美無缺。社會有聲音要求將新冠肺炎納入職業病，部份是由於現行的行政程序及申索所須的文件繁多，添加了病患僱員的申索難度，而上述倡議是為了免除染病僱員的舉證要求，加快索償程序，以補足現有制度的不足，而非只是出於新病毒的危險性。

羅局長唯一說對的是港府不能事無大小，都將一切傳染病皆列作職業病，但新冠肺炎無論在傳播力、死亡率、後遺症和治療方法上，其嚴重性皆不是一般傷風感冒可同日而喻，這才是衍生出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人人自危。反之，若然港府欲在「職業病」的定義上，劃有一條客觀的界線，理應先將新冠肺炎視為職業病處理，待他日疫苗成功開發，病毒威脅力大減後，才將新冠肺炎剔除出名單。這才是對於「從事醫護工作的人員，應會多一份安心和保障」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