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封城」之辯　不應以意識形態畫地為牢

由於疫情嚴重，意大利周日（8日）實施全國封城，該國外交部長主動聯絡中國，稱要學習中方經驗對抗新冠肺炎傳播。意大利仿效中國採用猛烈措施，與很多不願行動的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強大的迴響。《紐約時報》的報道以「為了控制疫情和擊敗病毒，與西方民主基本價值有所衝突的政府限制性措施可能是必須的」評價意大利此舉。驟眼所見，新冠疫情成為了西方反省民主價值一些問題的契機，然而假若我們認真思考，問題又是否如西方媒體所引導的那樣呢？

西方並非沒有緊急機制

幾乎所有人都會有先入為主的想法，認為西方民主社會重視人權與個人自由，不可能採取封城。世衛訪問中國專家組組長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在2月舉行記者會時，鼓勵世界要學習中國抗疫的方法，西方記者馬上就充滿疑問地認為這在西方國家行不通。若長久沉浸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論述，很多人看待問題很簡單輕易地就會提升成為政治理念問題，認為西方因為重視民主自由等價值之類而不可能如此之類云云。但艾爾沃德作為一個科學家，卻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你打算舉手投降嗎？

艾爾沃德是加拿大人，是生長於「自由民主」土壤的人，當他認為可以大規模強制隔離並提出這樣的反問時，或許意味着抗疫與民主自由未必一定有衝突。事實上，大部分的西方社會其實都有緊急動員體制，能賦予政府有足夠的權力應付戰爭、大型公共衛生、天災等緊急事態。這些權力往往都認可對個人自由作出一定限制，而且也是法律上可行的。這都足以證明，西方社會並非沒有應對緊急狀態的機制存在，即便是「封城」也好，限制自由也好，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

「民主」成為政客卸責藉口

既然有制度存在，那又為何不使用呢？的確，西方社會普遍對政府運用緊急權力有所忌諱，這可能與西方經歷過法西斯政府極權的禍害有關。但即便如此，運用緊急權力並非什麼不可能的事，往往視乎問題的嚴重程度。美國立國以自由為理念，在二戰時還不是可以開動國家機器？更誇張一點說，歐美電影中經常出現「喪屍」的情節，如果真的爆發如此災難性疫病危機，相信再民主、再重視個人自由的社會都不會否定政府要採用極端手法應對。

像當下意大利的情況，疫情已相當嚴重，封城自然被認為是合理之舉。但如果將時間倒推兩周，意大利在2月23日確診132宗，當時提出要封城恐怕會引起很大的民意反彈。如果作出嚴厲措施後，疫情不似預期般嚴重，政府很可能會因為對自由限制和破壞經濟等原因而被問責。這種責難或許在西方社會較常見，但並非只存在於西方，在亞洲甚至中國亦是如此。即便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專制社會」，但貿然作出過激政策而令經濟及社會蒙上重大損失，也不可能沒有任何後果。

在西方社會，「民主」很輕易就成為了政客逃避責任的理由。當民意普遍不將疫情視為問題時，那政客跟隨民意走總不會錯，一旦出現問題，也可以辯稱為「尊重民意」。本周四（12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政府將放棄手段控制疫情擴散，被醫學界猛烈評擊為「放棄治療」及置民眾生死於不顧，究其原因，不就是他擔心採取嚴厲措施可能帶來重大的經濟及社會傷害，不願負起責任？

「封城」其實是治理問題

西方社會難以對疫情下快速決斷，根本原因很可能並不在於民主自由的制度，而是政客不願冒政治風險、利用民意自我掩飾的取態。《紐約時報》周四（12日）的社論以「現在是時候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為題，當中「現在是時候」值得我們思考。如果「現在是時候」，那為什麼之前「不是時候」？疫情是否要到達很嚴重的情況，社會民眾才意識到要「做更多」？

與歐美國家相比，香港處理新冠疫情整體不算差，主要是因為經歷過2003年沙士（SARS）的痛苦經歷。無論是為政者和市民都「經一事長一智」，在疫情未成氣候時已積極應對。但這很可能只是因為我們有所經歷，而非領導者決斷力所致，只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西方社會自1918年大流感後，已有一個多世紀未經歷過如此大的疫情，而為政者又欠缺先見之明，其應對緩慢也許是意料中事。

抗疫是否及時，如何能提早判斷該用什麼手段，往往就取決於當政者的識見、判斷、以及勇氣。這本質上並非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治理是否完善的問題。《紐約時報》論及意大利封城時指出有時民主自由的理念要作出讓步，只怕是畫地為牢，將問題鎖於政治意識形態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