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婦女節】兩性平等既是社會地位也是經濟問題

數天前，美國聯邦參議員沃倫宣布退出民主黨總統初選，意味11月的美國大選只餘下男士競逐，美國再一次未能誕生史上首名女性總統。
男女平等時至今日可謂普世價值，但男女尚未平等卻又是鐵一般的事實。今年度國際婦女節以「Each for Equal」為主題，鼓勵每人出一分力，推動男女平等。

談到性別平等，我們有時候會拿一些標誌事件、象徵人物來說。就如四年前希拉里代表民主黨出選，意義及目標是摘下美國第一名女總統的稱呼，可惜最終諷刺地敗給一名不甚尊重女性的對手。又例如2016年蔡英文成為台灣首位女性總統，2017年林鄭月娥成為香港首名女性特首。

標誌人物或多或少能改變社會的觀感，但改變多少社會現實卻不無疑問。奧巴馬2008年當選，不代表美國黑人被歧視的問題一夜間便能解決，警員針對黑人的情況更在奧巴馬任內惡化，2013年引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社會運動。所以即使女性當選美國總統或者登上其他要職，也不一定能改善千萬女性的待遇。

推動性別平等的政治領袖：

女性月入低一截

香港特區之首是一名女性，政府問責團隊也有女性司長、女性局長，但根據統計處的2018年數字，社會上女性的月入中位數為15,500元，較男性的20,000元中位數低了一大截。難道女性的工作能力必然較男性差嗎？顯然不是。有人可能說，女性為了照顧家庭而要在工作上取捨。若然如此，不正是社會虧待了女性嗎？事實上，根據政府估算，至少五萬名年齡介乎30至59歲的家庭主婦，如遇有條件合適的工作，如彈性工時、工作地點接近居所和合理薪金等，會願意投身工作。

由此可見，兩性平等除了關乎抽象的社會地位或身分政治，更是相當現實的經濟問題。若然女性在經濟能力上未能平等，不只影響生活質素，甚至影響她們的前路選擇，有多少機會實踐人生志願等。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選出了一位女性政治領袖，或者以「chairperson」取代「chairman」，距離兩性平等的道路仍然遙遠。

推動性別平等非政要專利：

身份政治以外的經濟不公

美國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前在著作《身分認同》（Identity）便指出，今時今日的政治愈來愈不轉向關注身份政治，左翼政黨談性小眾、少數族裔等的身份認同，多於經濟不公。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在今個月出英文版的最新代表作《資本與意識形態》（Capital and Ideology）亦指出，二戰後的左翼與右翼政黨是階級之分，前者立足於草根，關注貧窮問題，但左翼政黨在90年代起逐漸脫離草根，現時的左翼與右翼變成分別代表高學歷和高收入選民。當然不是指身份認同、社會地位平等不重要，而是政治和經濟學者均在提醒我們，不少人對社會問題的討論逐漸傾斜，忽略了經濟面向。

今年國際婦女節提及的六項重點，除了包括教育、運動等層面外，還有「職場更友善，助女性發揮」及「支持女性賺取所得」，或許同樣說明了女性平等也是很現實的就業和收入問題。而在這等經濟、勞福問題上，香港政府顯然需要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