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殺人的禁毒戰爭　菲律賓總統再惹爭議

當法律無法解決問題時，暴力是否唯一出路？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上周二出席公開活動時，被指承認了去年因毒品罪行下令暗殺一名政治人物。雖然總統發言人事後澄清是「口誤」，但杜特爾特就任總統後發起的「禁毒戰爭」，無疑採取「寧枉勿縱」的態度。他若縱容、鼓勵甚或下令法外殺人（Extrajudicial Killing），不僅是沒有審判下強奪他人生命，也無法重建菲律賓的法治和秩序，賠上社會對法治的信任。

《紐約時報》報道，杜特爾特上周提及一名去年被槍殺的市長時，表示「你這畜生，我伏擊你」，引起關注。但他上任總統以來，在毒品議題的言論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勇武修辭自變得正常不過，甚或是攏絡支持者的手法。杜特爾特年前不但將國內的吸毒者與猶太人作類比，稱「希特勒屠殺了300萬猶太人。現在（國內）有300萬吸毒者⋯⋯我很樂意把他們宰掉。」惹起全球猶太人公憤；他在回應數以千計涉嫌毒品的法外處決時，杜特爾特不但舉起中指回應歐盟的批評，更稱「即使歐盟在責罵我⋯⋯我當市長時還可以。但是現在不同了，因為我是總統。你為什麼要侮辱我？好像我是你的下屬⋯⋯幹你。」這些言論令人瞠目結舌，足可反映出其管治作風。

這名一度聲稱曾把匪徒從直升機拋人下去的總統，撇除其出位言論，打擊罪案的成績又如何呢？數字上，杜特爾特正式掌權後首35個月，馬尼拉大都會區的嚴重罪案（如謀殺和強姦）銳減57.69％，表面上看似不俗，但其副作用亦不容忽視。禁毒戰爭全面開打後，官方的死亡數字約為5300人，亦有人權組織質疑是「報細數」，另有估算數已突破一萬人。據非政府組織ACLED指出，本年1月以來，杜特爾特的「清潔菲律賓運動」已發生逾450多次對針平民的暴力襲擊，造成490人死亡，使該國名列於印度、敘利亞和也門後，成為全球第四大危險之國（以平民傷亡計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亦因此通過決議，介入調查菲國警方手中的數千個死亡個案。

菲律賓毒品問題的嚴重，但此能否合理化杜特爾特止暴制亂的鐵血手段？杜特爾特16年上任時宣稱吸毒者達300萬，但據官方危險藥物委員會（DDB）的數據，2015年的估算數字為180萬，反而在杜特爾特的禁毒戰爭揭竿後，DDB統計的吸毒者數目便躍升至2018年400萬至500萬人，杜特爾特本年更稱人數已達到700萬至800萬（約佔總人口 7%）。這個爆炸性的升幅，要麼反映出禁毒戰爭無助減輕濫藥的問題，要麼就是數字被當局誇大，誤導民眾相信國家正陷於危難，合理化禁毒戰爭的手段。回顧杜特爾特擔任達沃市市長時的管治權術，後者的可能性只怕更大於前者。

誠如哥倫比亞大學的Sheila S. Coronel指出，杜特爾特的管治權術是借用自上世紀當局鎮壓共產主義的叛亂。80年代末期，美國中情局為協助菲律賓圍堵共產主義，向棉蘭老島的平亂行動提供「技術援助」。在此期間，平民可以手持步槍、長刀在街上巡邏，尋找可疑共產黨員「私了」。千禧年後，共產黨員眾矢之的地位卻被「罪犯」取代。2001年，杜特爾特曾在電視節目中，大聲朗讀出市內貧民窟500名毒販和嫌疑人的名字。結果，節目播出後一個月，「杜特爾特名單」上至少四人被發現死亡。這種「公私刑」協作計劃，在當下的禁毒戰爭仍屢見不鮮。

菲律賓的毒品問題固然嚴重，需要正視，但此處斟酌的是法治程序公義。事實上，有些治安較差的地方，執法機關為扶正社會秩序，有時會跳過程序公義；以反恐為由，賦予執法部門較大的權力，便是一例。可是，政府在此過程中仍須尊重法律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法外殺人一舉無疑是未審先判，破壞了無罪推定原則，更遑論私刑難以能符合法律的比例原則。此可謂反映出一個悖論——禁毒戰爭竟是以違反法治原則，重建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