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獲國家榮譽 治港政策該如何評價？
本周二（17日），中央政府向42人授予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得獎者包括「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及「中國衛星之父」孫家棟等近代中國名人。而香港回歸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則成為當中唯一一位獲獎的港人，被授予「『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董建華辭任特首至今已十四載，如今仍積極透過經營智庫等方式為香港發展出謀政策，可謂心繫家國。但其治港八年也不乏爭議，在香港正歷大變的此際回顧其施政，未嘗不是政府改革的一面明鏡。
有願景卻生不逢時的「八萬五」
董建華施政最為人印象深刻者必然是「八萬五」房屋政策。他在1997年特區成立後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每年興建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期望於10年內助全港七成的家庭「上樓」自置居所，以及令公屋輪候平均時間由當時的6.5年大幅縮減至3年。然而，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不久後，亞洲金融風暴即爆發，本港樓價大跌，跌勢一直至2003年沙士（SARS）才算「見底」。樓價大跌令不少炒賣樓宇致富的人大受損失，由於大部分的人買樓都以樓宇抵押向銀行做按揭，很多有樓人士由於資不抵債而成為「負資產」。不少人認為「八萬五」計劃令樓價下跌進一步惡化，於是董建華評價一落千丈。
隨着本港樓價不斷上升，很多人樓本無法負擔高昂樓價，不少人開始為「八萬五」翻案。多年後回顧「八萬五」，的確有值得稱許的地方。回歸前由於《中英聯合聲明》限制了港府賣地數量，加上香港前景漸趨穩定，住宅供應有限，需求穩步上揚，致使樓價開始不斷高攀。「八萬五」建屋計劃繼承了港英時代麥里浩建新市鎮的精神，並非只着眼於短期問題，而是有計劃地為香港提供住宅，滿足香港長遠需求。「八萬五」針對時弊，具有的願景是往後特區政府所欠奉的。
不過，「八萬五」政策亦有不足之處。一方面，董建華不知變通，遇樓市衝擊而不懂反應。在金融風暴後，他堅稱「八萬五」政策不變，及後到2000年在訪問中改口說：「從98年就再沒有說過『八萬五』這個字眼，那你說還存不存在？」面對經濟困境，董建華應對拙劣，令問題更為嚴重。
更重要的是，「八萬五」雖然為房屋政策作長遠打算，但其根本仍停留於「為民置業」。「八萬五」提倡要讓香港七成家庭自置居所，即便2014年董建華成立智庫團結香港基金，仍舊提倡要讓全民置業。「為民置業」的意念迫使中低收入人士將大部分積蓄用於「畀首期」和供樓，將他們的資金困於「磚頭」之內，不利於解放社會創意與潛能，最終仍是為銀行和地產商服務。
房屋政策不應將「租住」和「置業」分優次。其實，政府多建公屋，讓廣大中產至低收入市民能以低廉的成本應付居住需求，令他們免於擔心首期和供樓，而將他們的積蓄解放，有志者無供樓的後顧之憂，可以不再「打死成世工」，更自由地發揮創意開展自己的事業。這樣可以為香港製造更多可能性，讓資金從樓市中解放，鼓勵真正的產業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階級流動性。即便沒有興趣搞生意的人，如果能解除上樓魔咒，其可支配的收入增加，消費力亦相應增加，對刺激本地經濟亦是美事。
自從「八萬五」成為「不講等如不存在」的代名詞後，歷屆政府在房屋政策上均失去願景，不懂為供應作長遠打算。這不但令「置業」魔咒更為根深柢固，香港的「地產霸權」亦一直未打破，延續至今。
眼高手低的「數碼港」
平情而論，迄今四任特首比較之下，董建華不乏施政願景與視野，能夠直面香港社會的深層問題，一些政策主張本意亦不俗。可惜的是礙於其政治手腕有限，無法有效動員公務員團隊，致使執行能力不足、眼高手低，最終要麼政策變形，完全未能達到當終制定的目標，要麼不了了之、無疾而終。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要數「數碼港」。董建華於1999年施政報告提出，為使香港發展資訊科技以追上時代步伐，並協助香港從亞洲金融風暴中盡快復元，計劃覓地建設科技園區以吸引資訊服務公司匯聚香港。然而，2000年開展數碼港建設後，未有如預期般成為資訊科技中心，多年來更一直被指變質成地產項目，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之嫌。商業區部分，不少辦公室的租戶都非從事資訊科技發展。本年4月18日，數碼港便回應指目前第一至三座的租戶中有近三成非從事資訊科技事業。更嚴重的是，數碼港發展計劃大部分的用地都變成住宅項目：商業區只有100萬平方呎樓面面積，但附屬的貝沙灣住宅區卻有410萬平方呎樓面面積，而且都是高級住宅單位或獨立屋，可見其發展已背離項目原意。
在董建華的發展政策當中，數碼港已算「不幸中的大幸」，他另外還提出中藥港、矽港、紅酒貿易中心等目標，最終幾乎都無疾而終。這名富商治港，有願景而沒有執行能力，後來幾屆政府時以執行能力自詡，卻毫無魄力，同樣叫市民失望。
「殺局」致政制倒退
董建華施政的另外兩大爭議是數解散市政局、區域市政局以及領匯計劃。它們均令政府的權責更為不清，也為社區發展構成嚴重不良影響。
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原是港英時代留下的區域自治體制，財政獨立，收入主要來自發出酒牌、食肆牌照等各式牌照以及徵收差餉；其轄下設有市政總署及小販管理隊執法部門等，會籌建博物館及舉行文化活動。兩局原本屬於香港三級議會的一部份，乃體現地區民主自治的重要一環，1995最後一屆選舉時市政局41名區域市政局27名（包括3位鄉議局當然議員）全為民選，回歸後改組成「臨時」時，每局另加9名委任議員。
董建華在1998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檢討區域組織，更在1999年落實「殺局」。有關「殺局」原因眾說紛紜，有指他欲剷除權力過大，猶如獨立王國的兩局。重要的是，「殺局」後，大部分原為兩局的工作都收入到政府行政架構中的環境食物局和民政事務局（今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當初承諾將權力下放至區議會亦沒有兌現。這其實是變相利用行政取代原本的民選自治，令政制發展不進反退。而兩局解散後，區議會又欠實權，也引致了區議會畸形發展，區議員只能當街坊保母，派派「蛇齋餅糭」、幫市民填表，視野亦變得狹窄，往往只能爭取諸如「紅綠燈延長三秒」等小事。
領匯計劃乃一大敗筆
領匯更可謂是敗筆中的敗筆。2000年以後房委會因停售公屋而欠缺資金，董建華為了應一時之急，決定分拆公共屋邨商場成立領匯上市。埋下了嚴重惡果。領匯既為上市公司，自然想盡辦法增加盈利。於是屋邨商場翻新加租，小商戶無力經營，大型連鎖店進一步壟斷市場，而商場租金上升最終亦必須轉嫁至消費者身上。
說到底，政府應主動負責起興建公營房屋的責任，廣建公屋必然有虧損，故此房委會自負盈虧的思想本身就有問題。而且當時房委會欠缺資金只是一時之急，從後來房委會的財務報告可見一斑，房委會2017/18年度修訂預算，綜合盈餘為74億元。可見即使分拆出領匯，只要復建公營房屋後，房委會財政根本不見問題。即便不完全改變自負盈虧的思想，政府最低限度可以一次性注資解困，貿然出售商場的決定極為武斷。
董建華治港期間遇着金融風暴，可謂不幸；推動《基本法》23條觸礁，反映其未能準確掌握社會民情；但綜觀經濟、社會等政策，他可算是有心、有力的特首，例如「八萬五」與「數碼港」本身都是切合時勢的構想，只是他未能掌握公務員團隊的作風，以至許多願景未能落實及執行，甚至淪為「假大空」，致使理念良好的政策化作春水。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許多人只着眼於憲政秩序及政治制度，忘記了「一國兩制」的成功還有賴特首的管治魄力：理順社會及經濟結構，令香港繁榮穩定，同樣是「一國兩制」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