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溝通式政治」可以解決香港管治問題？　妄想！

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本周二（24日）透過傳媒宣傳「青年委員自薦計劃」，邀請青年人參與諮詢委員會，對社會事務表達意見，供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參考。
然而，百萬計上街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當中還有大批青年，足見現時諮詢制度失效。政府繼續仰賴諮詢委員會吸納民意，擺平社會矛盾，實無視政治形勢變遷，緣木求魚。

「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源於特首林鄭月娥的競選政綱，鼓勵青年自薦加入政府諮詢委員會，加強青年議政論政空間。計劃表面創新，本質依舊不變，只是政府撥出一定委員會席位給青年人。

經歷反修例一役，自薦計劃以至諮詢制度的名聲更告破產。若然諮詢委員會起作用，青年委員定能轉達民怨到政策局，而不是待百萬市民上街後，政府才恍然大悟。

以往行得通　不能永久複製

邀請民間提供意見，甚至肩負管治社會責任的做法，可以追溯至港英管治初期的會社組織（例如東華三院、各類街坊會），以及委任社會賢達成為立法局、行政局議員（例如伍廷芳、周壽臣）。

研究香港工業化、都市化下社會變遷的學者金耀基，提出「行政吸納政治」學說，解釋港英政府如何應對、消解管治危機，使香港有長時期的穩定。香港沒有代議民主，政府依靠統治者與華人為主的非英國人精英，在行政體系共同分擔決策角色，整合政治社會。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意識到溝通渠道不能只局限於政府和精英，而是要遍及精英和大眾。對應政府部門的諮詢委員會愈來愈多，望能凝聚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使政府的決定盡量跟公眾利益一致。

除了統合精英外，港英政府也把政治層面的爭拗化為政策和行政程序，並由政務官為首的行政系統承擔。再者，在那個時代，殖民統治不是社會主要矛盾，即使有人質疑，亦未得到社會廣泛和應。

常言道，不能一本通書看到老，「行政吸納政治」亦難以長存。金耀基在 1997 年出版《中國政治與文化》，回顧「行政吸納政治」學說，指出「香港今天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已不能純可從『精英整合』的途徑加以適應」，議會逐步開放，加入民選代表，削弱諮詢式政治的重要性，是主因之一。

修例風波　諮詢制度破產

現在香港有超過 490 個法定及諮詢組織，不少政策實施前也展開公眾諮詢，但這不代表諮詢政治完善無暇。社會學者呂大樂近年總結諮詢政治的問題，簡潔有力，亦可套用在《逃犯條例》修訂爭議。

除了上段提及的代議制冒起外，還有諮詢政治不能處理所有政治問題，也不能處理涉及價值衝突的社會事件。即使做足諮詢程序，也不必然能擺平矛盾。而且，根據過往經驗，諮詢式政治始終有選擇性的，未能調和所有意見。事實上，政治社會和民間社會日漸成熟，不再經常遵從政府的遊戲規則（例如保育爭議），在委員會內尋求妥協就倍添困難。

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在討論修例時，連公眾諮詢過程也未做足，只有廿天網上諮詢，遑論緊貼線上線下輿情，只懂強推方案。市民反對修例，除了反對政策本身，更擔憂政府會否藉機收緊言論、人身自由，打擊司法制度，令外資失去在港營商意欲，等等。尤有甚者，青年人的身影處處，反映他們對修例後的香港絕望，才會上街抗爭。

政府停止修例工作後，劉江華出來呼籲青年人報名自薦計劃，甚為可笑。一來，他列舉的委員會，例如電影、郊野公園、公共圖書館等，也並非與修例以及背後不滿政府施政直接相關。

就連跟青年議政最相關的青年發展委員會，迄今討論內容也圍繞資助計劃，交流計劃，以及青年生涯規劃工作的跨局協作等。對於較宏觀長遠，涉及政治取向、道德價值的社會願景，似乎沒有觸及。

二來，即使政府期望在具體政策重建與青年的關係，但政府準備聆聽他們的訴求嗎？近日司局長脫離群眾，避開傳媒，暫停行政會議，只懂發網誌，證明他們誠意有限。

反修例風波，刺穿了由行政會議到諮詢委員會的諮詢架構均告失效。這不是說要刪除此等架構，反而要擺脫花瓶和酬庸角色，在用人為才的基礎上，吸納不同界別，政見不同的人士，如實反映民情。另外，政府勿再奢望在行政制度解決政治取向、道德、價值問題。更根本的是，官員必須放下身段，走入群眾，重新帶領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