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該反思的不是制度　而是將制度神化的迷思

1989年東歐劇變，共產陣營瓦解，號稱世界超級霸權的蘇聯帝國崩潰，以美國馬首是瞻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橫行天下，所經之處摧枯拉朽。似乎到了20世紀的盡頭，世界會正如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言的「歷史終結」，自由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制度，將成為人類文明的最終章。
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英國在2016年以震驚全球的姿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後，三年來一直深陷於脫歐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如何脫歐，如何處理眾多複雜的細節，西敏宮內的尊貴議員莫衷一是。下議院就不同的脫歐協議或意向，進行過不下十多次的表決，卻全數不夠過半數贊成而遭到否決。面對立國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一，有超過800載優良傳統的國會竟然束手無策。

議會失效　公投凌駕了民主精神

號稱眾議會之母的英國西敏宮，在世人面前徹底暴露其失效與無能，令人對所謂民主的光環發出了疑問。後人曾假借被譽為英國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邱吉爾指，「對民主最好的反駁就是和一個普通選民談話五分鐘」，這無疑反映了英國人對民主制度缺點的洞見。當年公投脫歐以52％對48％的些微差距勝出，不少英國人才紛紛上網搜尋何謂脫歐，甚至有選民公投後高聲疾呼，指自己只是打算投抗議票，而深感後悔。不少人更在公投之後改變主意，要求二次公投，希望推翻上次公投脫歐結果的聲音開始冒起。然而二次公投的理據果真成立，同樣的理由又何嘗不能作為第三、第四次公投的原因？

英國一直以代議民主自傲，國會作為人民代表，是國家的實然主權（de facto sovereign），而非人民。其形成除了因其君主立憲及階級社會傳統外，也是先賢對公投本身的專制主義傾向有所警惕。英國前首相艾德禮便曾說，「不能同意把一個如公投或複決此般多次用為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手段、如此偏離我們傳統的方式，引入我們國民生活。希特拉的公投或複決方式一直未曾贏得英國人的擁戴。」事實上，公投為拿破崙及其侄拿破崙三世、墨索里尼、希特拉、薩達姆此類擅於煽動民粹的獨裁者所喜愛，用以玩弄民意，製造其政權的合法性。

民意善變而多變，意見紛紜情緒卻易受煽動，要用一次的簡單多數決方式定奪一些重大複雜的議題，本來就十分不智，要把公投結果定於不可推翻的神聖地位，更是荒唐。英國代議制度是在人民主權（people’s sovereign）之上加設一個國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讓人民選舉其代表，將人民感性的意見（opinion）在議會內加以討論和協商，化成理性的民意（people’s will）後方予以落實，目的是避免反覆無常的民意巨獸主導了國家的未來。尤其是一個只有「是」或「否」兩個選項的公投，根本反映不了多元的公民社會，及其複雜紛紜的意見，也更無法解決當下沸騰的社會問題。

可惜今天的民主人士，往往把民意神化，視之為至高無上的終極依歸，無視了人民本身多變善變的弱點。加上今天網絡世界瞬息萬變，社會尋求即食而缺乏思考，要是有政客和野心家利用假新聞引導民意，煽動仇恨情緒，便能夠逆轉民意。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便是如此取得意外的結果。

貧富懸殊　導致政制崩壞現危機

然而自詡為理性務實的英國人，又何以如此容易受擺佈呢？脫歐公投的結果顯示，一直為左翼工黨支持者的英國傳統工業城鎮如新特蘭、侯城等竟一面倒支持脫歐。戴卓爾夫人1980年代起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外移英國工業、出售國有資產、瓦解工會勢力，大量工人被打爛飯碗後，這些破落的工業舊城長期被西敏宮的精英離棄。當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年薪過百萬的銀行家得到了政府動用巨額的儲備救市，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卻飽受經濟不景及政府推行緊縮政策的雙重打擊。

在如此的社會經濟背景下，民粹種子便如旱草遇上烈火，一旦碰上立即烽火燎原。而且在公投此種二元對立，非我即彼，壁壘分明的競選活動，民粹更易於被操作。右翼的獨立黨領袖法拉奇（Nigel Farage）將矛頭直指位於布魯塞爾的外來政權，以及湧入英國搶飯碗和福利的外來移民，藉此鼓動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更是萬試萬靈的招數。

英國的工人階級由左轉右，原因也是英國的民主政制漸漸不能代表這批低下階層的聲音。自從英國去工業化後，藍領階層逐漸消失，迫使工黨改轅易轍。1997年貝理雅憑「新工黨」路線入主唐寧街，任內對戴卓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依然蕭規曹隨。當工黨與保守黨開始同質化，與商界財閥同床共寢，一道沐浴於新自由主義的煦光之下，一股被忽視的民怨卻已漸漸形成。在新自由主義30多年的統治之下，金融大行與跨國企業累積了有史以來巨大的財富，在其治下的平民卻未曾受益，反而工資停滯，生活成本不斷上升。資本主義之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本質表露無遺。

邱吉爾曾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斷地被試驗過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雖不致去到要被全盤否定，但卻正值亟待全面革新的地步。資本主義為人類過去數世紀生活質素大幅提升的主因，然而金融海嘯反映了市場不受規管，任由銀行坐大的惡果。近幾年英美出現的左翼回潮，英國下議院後座議員郝爾彬（Jeremy Corbyn）與美國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挑戰財閥霸權、改革政治制度、重提階級議程的政綱也得到廣泛回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競賽似乎尚未結束。

「制度有問題」　這本身並非問題

歐盟雖同意延長英國的脫歐期限。脫歐的死結儘管仍未能解，新自由主義製造繁榮假像的泡沫，亦終要被刺破。一個制度在運轉多年後出現問題，本是正常不過的事。比起「現行制度出問題」，我們更應反省「篤信制度已然完美，無需改變」的迷思。不少人雖已意識到民主制度及資本主義並非萬靈丹，擺脫了將之神化的認知，卻仍然在霧霾之中尋找新的出路。自由民主及資本主義模式能否像之前百多年來一樣再次自我修正，世界又會以什麼新面貌出現，這可能便是我們在本世紀的恐懼與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