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反映民主制度問題？　梁振英所忽略的政治領袖弊病

英國國會否決首相文翠珊的脫歐方案，不但英國人關心，亦為全世界關注，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更於深夜發表網上評論。他將英國的困局歸咎於「有民主沒有集中」，看似一語道破民主政治的弊病，實際上卻忽視了更關鍵的問題——政治領袖不負責任。而後者，或許同是香港從政者須反思的。

梁振英在社交媒體稱，自己凌晨三時起床看英國國會的脫歐議案表決，形容「這是英國和歐洲歷史性的一天」。他指出「脫歐問題極為複雜，利弊參半」後筆鋒一轉，表示英國人民、國會或政府都不能「當家作主」，「凸顯了有民主沒有集中的制度性問題」。

單就英國沒有人能決策這一點而言，梁振英說得沒錯；但能否推論出「有民主沒有集中的制度性問題」，只怕言之尚早。進一步思考英國脫歐亂局的成因，其實可得出另一個結論：這凸顯了的是政治領袖不負責任的問題。

脫歐的孔多塞悖論

首先，正因為脫歐議題複雜，又同時關乎人民切身利益，即使首相文翠珊有權力一錘定音，都無法消弭社會分歧。帶來的認受性危機以至政府誠信問題，隨時令社會更陷撕裂和混亂。其實，脫歐的問題出於其複雜性，應對之道應為拆解其複雜之處，而英國政治領袖卻沒有負起這個責任。

第一，脫歐不只「脫歐抑或留歐」二元對立的問題，實際選擇還視乎多項因素，包括未來與歐盟的合作協議、北愛爾蘭與愛爾蘭的邊境問題等，全都會影響人民留歐或脫歐的意向。發起公投的卡梅倫政府打從一開始就將問題簡化成二元對立，直接造成當前的困局：英國人在留歐、軟脫歐、硬脫歐等多方面游移不定，出現孔多塞悖論（Condorcet's paradox）——沒有一個選項壓倒其他。

對於這點，卡梅倫會不知道嗎？英國政治領袖會預視不到嗎？但因為保守黨在過去多年，特別是戴卓爾夫人以降，一直飽受疑歐及親歐之爭困擾，令卡梅倫欲以全國公投一勞永逸地擺平疑歐勢力，提出「留歐」和「脫歐」兩個選項來對決。結果，這次直接民意的展現並不足以為政府帶來有意義的決策指引，這兩年來英國政客各說各話，各以自己的方式詮釋民意。

不負責任地利用民意

再者，要舉行一場直接民主公投，從政者理應給予選民足夠的資訊。縱然資訊永不可能完美，但最少也要有一定的可靠程度，足以讓選民作出有意義的選擇，而非像前外相約翰遜為首的脫歐派那樣，不但在2016年未確定脫歐後安排，更刻意避重就輕，放大脫歐的好處而不說清楚可能出現的變數。他們只為了勝出這場政治豪賭，而沒有負起政治領袖應有的責任，令社會至今仍陷在留歐和脫歐的兩難掙扎。

英國公投對香港看似遙遠，但若視之為一種民意體現機制，它亦給予香港寶貴的一課。在土地政策、填海等重大議題上，香港政府均會諮詢民意，但要諮詢能起真正作用，一開始如何設定議題是至關重要的。若好像脫歐公投般拋出不切中問題本質的選項，諮詢結果難以指引社會方向；政府以正反聲音相若為由，歸咎「社會沒有共識」，並「集中權力」、一錘定音，亦只會是赤裸裸的漠視民意。

從政者的雙重角色

毋庸置疑，世上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民主政制也會出現流弊。但正因為此，政府要做的是完善公投、諮詢等民主機制，讓它們更能反映民意，指引政府重大決策。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後，已有學者指出在某些議題，二元選項不能全面反映民意。若以脫歐公投為例，直接跳到「有民主沒有集中的制度性問題」這個結論，只怕過於粗淺，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真正問題，無助對症下藥。

不論在英國、香港或世界各地，從政者兼具雙重身份：他們可能是問題根源，窒礙民主政制的運作；同時肩負檢討的責任，要找出實踐起來未如理想的成因。若然他們沒有認識問題本質的能力，或拒絕反思，又焉能帶領社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