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臥底分不清　「警警相衛」何時了？

本周三（1月30日），九龍城法院裁定一名酒吧負責人五項管理賣淫場所罪罪成。早前臥底探員出庭作證時，在盤問中承認因調查需要，曾與酒吧的女服務生有過親密身體接觸，惹起眾議。
過去十多年，不時傳出警員在涉及性服務的「放蛇」行動中，利用職權謀取「性福」。此等劣行除了有失職業道德，更是故意壓榨弱勢群體。就此，警務處必須正視問題，撥亂反正，以免再次失信於民，有違警隊誓言。

據報道，警員吳志林曾四度帶領其他臥底探員，到訪「新泰皇」酒吧搜集證據。在辯方代表的大律師盤問時，吳警員解釋當時正在進行反黃賭毒行動，可自行決定到可疑地點視察。其後在辯方追問下，吳稱當時已得上司批准，強調警方有明確指引，如非必要應該避免任何身體接觸，但卻補充如果他每次都避免接觸，會惹人生疑，所以「唔可以唔揸」。吳警員亦稱，遊戲過程中，他曾主動觸碰服務員的胸部。上述警員的供詞，令人感到荒誕。

為了監管警員在「放蛇」時的操守，警方訂立了一套內部指引，容許警員與妓女作「有限度的身體接觸」。但何謂「有限度的身體接觸」卻有詮釋空間，2004年，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曾對立法會表示，警方就掃黃行動向警員發出的內部指引例明，禁止「放蛇」的人員與妓女進行性行為或口交，卻不排除手淫的「必要」。

2003年，時任警察公共關係科警司鄧厚江表示，不能以「享用」來形容警員接受性服務，並言類似工作屬「厭惡性工作」。

誠如李少光同場所言，「釐訂那些身體接觸在『放蛇』行動中可以接受的基本原則，是有關接觸是否有實際需要以達至行動的目的，即成功取得有關賣淫活動的罪證」，惟此原則極不透明，且有灰色地帶，難釋公眾疑慮。例如，同年有報道指有警員在同一星期內放蛇四、五次；或是接受口交及性交服務後，在即射精前才要求改為提供手淫服務，以迴避指引規範。

問題是，儘管臥底警員是有必要蒐集證據，但到底有何需要接受手淫服務，並完成整個服務過程，才算是「成功蒐證」？再者，如同「新泰皇」事件中，為何臥底警員會在同一場所共四次、每次逗留三至四小時之久，方可「成功蒐證」？提出這些疑問，不僅是點出內部指引不透明，更要確保警員在執勤時公私分明，以免少數手執公權力的害群之馬腐化（注一）。

事實上，2016年，性工作者關注團體紫藤指出，該會共收到600餘宗投訴，當中涉及警務人員濫權，及使用暴力的個案佔總數八成。即使投訴並非全數屬實，但種種事例已反映警隊濫權並非「個別事件」，而是警務處內部指引存有大量灰色地帶，監管不力所衍生的歪風亦時有聽聞（註二）。雖然，警方在處理相關投訴時，不時強調內部有一套清晰且嚴格的指引，來規管打擊賣淫活動的臥底行動，又稱若受到不合理對待時，可向投訴警察課申述。敢問，若此制度真的行之有效，又何解會屢屢發生警員濫權的情況呢（注二）？

誠如「01觀點」多次指出，現行的投訴制度實屬「自己友查自己友」，而監警又沒有調查權、處分權和定案權，令投訴機制難以發揮制衡及監督之用。根據監警會年報，投訴證明屬實的成功率一直偏低，自監警會在2009年成立以來一直徘徊在10%左右。這樣的制度設計，實在無法令市民信服，更遑論重建市民對警方的信任。

性服務業在本港一直處於「道德邊界」，即使屢屢發生警員濫權之事，亦難喚起大眾關切之情。但必須強調，這並非藉口來縱容某些警員失德，踐踏性工作者的基本尊嚴。

如港大法律學院學者楊艾文多年前曾指出，雖然警方內部有指引規管「放蛇」，但它並無法律效力，且不公開，即使警員違反指引，也僅會受到紀律處分，不會被刑事起訴。事實上，過去多年屢屢傳出有警員以權謀私，榨壓性工作者的劣行，正是警方多年的迴避問題之果。事到如今，警方實有必要開誠布公，讓指引置於陽光之下，讓公眾監察公權力的運作，才能重建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案件編號：KCCC327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