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跨省追捕」遭公權私用　警權是時候改變了

去年底，廣東一名醫生因在網上發文批評一種在內地售賣的藥酒——鴻茅藥酒——虛假宣傳功效，而在今年初遭藥酒生產企業所在地的公安「跨省追捕」，並羈押於當地看守所。昨日（4月17日），案件被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回重查，該名醫生獲取保候審。
事件引起內地輿論轟動，人民日報微博、新華網都有跟進及評論。「跨省追捕」是否合法合理成為推動輿論的最大動因。而梳理基本事實，不難發現公安大有濫用權力之嫌，背後或更涉及地方經濟利益糾葛。固然，是次事件中，公安也可能只是一個「被動執行」的角色，但既然十九大之後公安高調強調要推動「法治」建設，那麼就要為此刮骨療毒，而絕不能紙上談兵。

廣東醫生譚秦東去年底在網上發文《中國神酒「鴻毛藥酒」，來自天堂的毒藥》，質疑這種藥酒虛假宣傳、誇大功效，網文瀏覽量略超2,000。今年1月，藥酒生產企業所在地，內蒙古涼城縣的公安，以「涉嫌損害商品聲譽罪」為由，從內蒙古南下，跨省追捕譚秦東。逮捕通知指，這一網文導致2間公司、7名個人要求退貨，造成藥酒企業損失共計140餘萬元。

「跨省追捕」制度欠奉　成打擊異地監督「利器」

內地公安「跨省追捕」的根據最早是在1956年。後來，為避免公安只持有一張《逮捕證》就可以隨意拉人，也為了簡化層層手續、提高破案效率，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1979年更新了規定。現時公安「跨省追捕」的根據都是這份1979年版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到外地逮捕人犯手續的幾項規定》。相比以往，這份新版《規定》嚴格了追捕手續，強調需要攜帶嫌疑人的主要犯罪材料和檢察院批准的逮捕法律文件，以及需要當地公安機關協助執行。至於更詳細的拘捕細則，網上未有公開文件。

平情而論，「跨省追捕」對打擊重大逃亡罪犯有其必要性。但是，這項手法，在如今卻愈來愈變質為一種打擊「異地監督」的手法。內地不乏普通民眾因言獲罪遭「跨省追捕」的冤假錯案，例如2008年王帥案、吳保全案；2010年謝朝平案、王鵬案等。民眾在網上發言，因批評政府或觸動某些個人或集團利益，而被異地追擊。而翻查這些案例都可見，實際的追捕過程常常缺乏最基本的程序正義。

回到是次譚秦東事件，「跨省追捕」的具體依據存在諸多疑問：一篇瀏覽量不過2,000的網文導致企業140多萬元的損失，其中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聯繫？是否有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事件是否嚴重到足以啟動「跨省追捕」的程序？另外有內地媒體報道，警方所指的2間退貨公司，其中1間稱並未退過貨，另1間則表示雖然退過貨，但目前仍在銷售、業務正常。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譚秦東所質疑的這款鴻茅藥酒，的而且確受到國家有關監管部門多次通報違法。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通報顯示，2004年至2017年底，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系統中，共檢索到該藥酒不良反應報告137例。據不完全統計，鴻茅藥酒廣告曾被江蘇、遼寧、山西、湖北等25個省市級食藥監部門通報違法，違法次數達2630次，被暫停銷售數十次。

公安在未有釐清這些問題的背景下就貿然啟動「跨省追捕」，必然會受到輿論的大力批判。違法逾2000次的企業不受整頓，而在網上發文1次的醫生被「跨省追捕」，這種異象令內地民眾不能接受。事實上，鴻茅國藥股份有限公司，是內蒙古涼城縣最大的企業之一，是當地的納稅大戶，據了解該企業在當地扶貧事業中也十分活躍。不難想象，這間企業在當地享重要地位，而在中國國情下，公安為當地經濟發展「保駕護航」，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因此，公眾質疑公安是受指使才有此行動，也是一種合理懷疑。

治本在於制衡警權　中央地方警權關係需革新

在中國國情下，地方存在財政與行政問題，「唯權不唯法」有其現實上的難言之隱，但這些都不能成為公安卸責的藉口。

短期來說，首要任務是制衡警權。跨省追捕時，當地協助者因不需擔責任而助長了權力的濫用。在已有規定中，當地警方扮演的僅是協助原地警方的角色，並默認原地警方只要出示必要證明即可，不用承擔責任。而承擔責任是謹慎執法的一條紅線，少了這條紅線，則間接幫助實現荒唐的、不合例的追捕，當地警方更可能成為某些人的打手。因此，公安部應與時俱進，近四十年前的異地逮捕的規定亟需改變，詳細確定當地、原地公安局對跨省追捕的責任問題，平衡打擊罪犯和保護公民權利。這種做法應能對濫權多少起到一些牽制作用。

而長遠而言，應考慮設置中央公安執法系統，將「跨省追捕」的權力從地方拿走，全國性的「跨省追捕」應由中央執行。事實上，對於地方一級的公安機構來說，他們也並不具備針對全國性或複雜的跨區執法的資源和專業能力。因此，「跨省追捕」的手續、過程常有各種粗糙及不專業的表現，也極容易為當地勢力所利用。

現時內地的公安系統中，公安的最高領導部門是公安部，是一個行政領導和政策指導的部門，不需要直接執法。對於地方上的重大案件，公安部是通過「督辦」的形式實現監管，也即是公安部通過社會公示等辦法，督促地方公安局在限期內完成偵辦。而未來的公安中央部門，更應該轉型成為全國性案件的直接執法主體。這種執法體系在其他國家已有實踐，例如美國FBI與各地警察局是兩種角色，跨州的案件、地方上過於嚴重而當地警方無法處理的案件，都會交由FBI處理。

時政評論人士趙楚撰文指出，在鐵路安全、航空安全及國家安全等領域，中國已經有中央和專業領域分層平行執法的局部經驗，可為公安借鑒，而近年法院等體制改革，包括全國監察委的設置，已經為警務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顯示了新的思路；地方警務應更切實地回到地方治安上，而為全國性執法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應是地方公安的非日常任務。

今後五年，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五年，是公安工作創新發展的五年。我們要緊緊圍繞黨的十九大的戰略部署，聚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平安中國建設、法治公安建設……
2018年1月24日內地公安廳局長會議，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趙克志

公安系統的權力邊界，被外界認為是影響中國法制的最大不確定因素。民間、學界已多次呼籲，警權要受制衡，執法要全面依法行事；而即使未來會設置中央執法機構，也需慎防其權力獨大，因其掌握更精銳力量、豐富資源，若被濫用，危害更大。但總括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國」與「法治公安」一再被重申之際，應對革除體制弊病痛下決心。可以說，刮骨療毒會很痛，但公安系統改革勢要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