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年初四都要返工　政府應研究增加假期日數

今年的年三十在星期一，年初四在星期五，若然這兩天也能放假，打工仔即享一連九天的長假期。可惜，現實是每年17天的公眾假期並不包括年三十和年初四，俗稱「勞工假」的法定假日更只得12天。
對此，社會要求檢討的聲音不絕於耳，政府卻多次拒絕，稱要顧及僱主的營商環境。可是，數百萬打工仔的權益又有誰來關心？

首先，全港約有一半打工仔只放勞工假，而非公眾假期。換言之，在耶穌受難節、耶穌受難節翌日、復活節星期一、佛誕及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這五天，雖然政府機構、銀行等員工放假，他們仍然要上班。

政府無視勞工訴求

這個問題，勞工界已經投訴多年。例如2016年，職工盟旗下七大工會爭取將假期日數增至17天；同年，議員郭偉强在立法會質詢勞福局，何時將法定假日與公眾假期日數看齊；勞工界議員陸頌雄亦曾表示，打工仔工作壓力大，將兩種假期劃一非常合情理。

然而，政府對於這個要求可謂無動於衷。羅致光2017年上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後，明言現屆政府未有計劃將勞工假及銀行假劃一。今年1月9日，羅致光在立法會檢討假期政策時，如此說：

任何政策，固然應該從長計議，建基於科學數據。問題是，當局拒絕檢討假期日數，是否真的有理據基礎？

政府經濟顧問：一天假期成本3.7億

目前，社會最常引用的理據是，每增加一天法定假日，將帶來3.7億港元成本。這個數字，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勞工及福利局也曾引用。但是，這是如何計算出來？

這個數字來自政府經濟顧問。他們曾經推算，若然增加法定假日，將有約98萬人受惠；如果所有僱主均須額外聘用人手應付工作，以2011年的工資水平計算，增加一天假期的成本就是3.7億元，兩天就是7.3億元，增加五天至銀行假的數目，就是18.3億元。

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問題是，這個數字看似很大，但佔全年人工不足2%，加上工資往往佔整體成本不足一半，換言之僱主負擔增加連1%也沒有。

第二個問題是，並非所有企業都會額外聘用人手加班。在部分行業，員工放多幾天假期，工作會在其他上班日子處理。簡單以日薪成本來計算，本來就並不可靠。

第三，政府經濟顧問亦承認，打工仔會在放假的日子外出消費，零售及飲食等行業的生意額因而上升，可抵銷部分法定假日的成本。而目前放勞工假的打工仔，不少正正來自飲食業、零售業等，換言之他們的老闆將可受惠。

社會效益非能簡單量化

其實，公眾假期對於經濟的利與弊，並非3.7億的計法那麼簡單。例如，有智利經濟學者指出，打工仔放假可以帶動本土服務業，因此公眾假期有最佳日數，不宜太少亦不能太多，而實際計算時要參考經濟體的產業結構，特別是零售及服務業的成份。[1]又例如，有德國的研究發現，公眾假期有助打工仔善用工餘時間，包括用於與朋友見面等社交活動，從而帶來社會效益，這是衡量公眾假期的成本效益時須注意的。[2]

然而，香港政府卻不知刻意或無意，忽略諸多考慮因素，只拿幾年前經濟顧問提出的3.7億成本作為擋箭牌，拒絕劃一勞工假和銀行假，更遑論全面檢討公眾假期的日數是否可以增加。每逢增加公眾假期，例如1998年設勞動節和佛誕假時，就要取消即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及國慶日翌日假期，以維持總數在17日不變。這樣做的理據何在，只怕未能服眾。現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不但是經濟與統計本科出身，更有社會福利博士學位，絕對應該一改政府以往作風，全面檢討增加假期的可行性。

再者，2015年，即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時，當局曾將9月3日訂爲一次過假期，那有否真的對香港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拿着一個粗疏的成本估算，多次拒絕研究增加公眾假期的可能性，反映的是向商家傾斜的放任自由主義思維，及過分迷信「小政府、大市場」教條。

更重要的是，從政者不能事事金錢掛帥，只計算經濟成本。假期，本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而香港的勞工權益可謂惡名昭彰，包括每周平均工時超過50小時，遠高於全球平均的36小時；打工仔沒有集體談判權，議價能力低等。從整全的角度看香港打工仔的待遇，劃一勞工假和銀行假實為應做之事，研究考慮增加公眾假期，更是政府應有之義。

這一年多以來，林鄭政府已在男士侍產假、強積金對沖等議題上多次向商家讓步。在假期權益上，難道又要再一次犧牲打工仔的權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