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60至64歲「百無」長者　羅致光應為不為

香港的建制派、民主派，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我們都可以在中港政治議題上將其截然區分。但在真正關乎民生的議題上，港台不同政黨都曾被批評立場模糊、搖擺不定，甚至不少論者指責主流政黨均忽視基層市民權益。在香港，近日因長者綜援年齡申請下限升至65歲而陷入爭議的勞福局長羅致光本人，也正好折射出這個現象。

社福背景局長　卻離地萬丈
 
羅致光何許人也？他是民主黨創黨成員，擁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福利博士學位，曾擔任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扶貧委員會委員和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並在2017年開始任職勞福局局長。如此社福背景，理應更了解基層市民的生活需要，但在處理長者綜援一事上卻離地萬丈，令各界都「始料未及」。
 
羅致光稱政府不會強迫身體欠佳、無能力工作的長者工作，指如果是60至64歲的患病長者，其領取的綜援金額與長者綜援並無分別。不過，香港的社會現實是大批長期從事基層體力勞動工作的人士，不少人年屆50後已五勞七傷，被市場排斥，他們不一定會被醫生評為體弱或傷殘，卻被迫從事零散工作或處於長期失業，與白領在60歲後，收入仍有機會與年齡、年資成正比的情況截然不同。

退休年齡追國際潮流　但社福保障跟得上？
 
羅致光固然嫻熟政策，特別喜歡引用數據，自許理性。他堅持上調長者綜援年齡申請下限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認為世界各地的大趨勢是延遲退休年齡，更指有國家計劃將退休年齡由65歲延遲至68歲，香港已然落後。
 
不過，上述理據實混淆「退休年齡線」與「社福保障網」的問題。在香港本身社會保障已甚為不足的情況下，兩者是否需要「同進退」，是一個問題。再者，自羅致光擔任勞福局局長迄今，政府在社福方面的資源雖看似投放甚多，但在真正保障市民的社福政策上實無甚建樹，最低工資甚低、標準工時未見、全民退保無影。其力推的公共年金計劃，基層難以參與。若再以延遲退休年齡為由，削減60至64歲者的社會保障，使其陷入「百無」苦況，以香港本地現況來說並不適宜。
 
羅致光作為民主派出身的局長，又長期從事社會福利有關工作，卻彷彿不食人間煙火，正正反映在社福政策上，當局缺乏真正關懷本地基層市民的理想，只事事高舉市場和世界潮流，作「理性」決策。他出任立法會議員時，與林鄭月娥共同推動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LSG），就陷入「社會福利市場化」的困局，脫離了社會服務以質素、需要和「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
 
我們也不妨反問一句，如果官員每每以海外作為本地政策制訂的標準，那麼在社會福利保障上，是否也需要以西方福利國家為準繩？但一說到增加福利，官員又會眾口一詞，關注本地稅基限制，期期以為不可。事實上，沒有人相信管治者能夠建設出烏托邦，但要做到在制度設計上為自己提供彈性，以服務市民利益為依歸，為社會資源分配提供更多想像空間，建設「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則只是為不為，而非能不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