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致光】曾為民主黨大腦　現成不知民間疾苦局長

「若沒有這20年約96萬持『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今天的香港人口其實會少74萬，勞動人口便會大約少40多萬……」他反駁單程證致20年增百萬人口的評論；「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低薪全職僱員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較最低工資實施前上升了55.8%，在扣除通脹後實質升幅達到23.3%。」他反駁最低工資「跑輸」通脹的說法；「要評論政府的政策，便不應只提0.539（稅前），而要看0.473（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他反駁只看政策介入前的堅尼系數比較。論數學，在特首林鄭月娥班子裏，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敢認第二，沒有人敢認第一；其智商超過160（等同霍金、愛因斯坦）、勝過99.98%的普通人，分析政策時最喜歡講數字、談邏輯。從民主黨「大腦」搖身變成特區高官這一年半，羅致光的支持率淨值，由獨佔鰲頭的42.6個百分點，下跌至25個百分點，公眾對他有讚有彈有存疑——究竟這個曾任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及多項扶貧公職，如今被斥「不知民間疾苦、忽略基層問題」的勞福局長，是怎樣煉成的？

「我覺得整個民主黨裏面，最能影響政府決定的，不是立法會議員，而是他（羅致光）。」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如此形容亦師亦友的羅致光。羅健熙2003年入讀港大社工系正是羅致光的學生；至2006年畢業前半年，他更曾就應否馬上從政請教羅致光，後者建議他先爭取經濟獨立，再多讀點書，做好從政的準備。然而，羅健熙最後並沒有聽從羅致光的建議，而是直接加入民主黨，與羅致光由師生變成黨友。

羅致光是民主黨創黨成員，主責政策研究、選舉策略及數據分析。羅健熙還是黨內無名小卒的時候，最喜歡旁聽羅致光與其他黨友討論政策，因為羅致光非常「熟書」，對政策細節瞭如指掌，而且範疇廣泛，絕不局限於社會福利。「他討論的時候可以很輕鬆、很迅速回應大家存疑之處，永遠是最well-informed（非常熟悉）和最well-prepared（準備充足）的那一個。」羅健熙說，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對方的思維模式——他總會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政策推行的阻力在哪裏、如何解決這些困難、如何回應他人的質疑、如何讓政府更加容易接受等等，「他是很能影響民主黨政策的一個人，這也是為什麼大家稱他為『民主黨大腦』的原因。」

或許是基於對羅致光的了解，羅健熙對他於2017年7月退出民主黨而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並不意外，「他一直都想為社會服務，現在只是將自己堅持的理念在政府裏put into practice（付諸實現）。」羅致光去年接受馬會雜誌《駿步人生》專訪時透露，他原本在香港大學修讀經濟與統計，畢業後擔任滙豐銀行程式編寫員；三年後重返校園，轉讀社工，冀將來從事社會政策研究工作，想令所投入的時間得到更大的社會效益；至於獲林鄭月娥邀請加入政府前，他只用了「一至兩秒」去考慮「自己值不值得做，適不適合，社會需不需要我」，沒有太多掙扎。

無視社工苦況　死攬一筆過撥款

在黨友眼中，羅致光在教書育人、政策研究等範疇上，確有過人的本領；然而，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卻有不一樣的看法：「我懷疑他（羅致光）一天社工都未做過！他只是『紙上社工』！」他認同羅致光的學術造詣，但對其實踐經驗有所保留，認為他不能貼近前線社工的心聲。

1988年，羅致光僅僅用了21個月，便完成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福利哲學博士學位，而一般人要用七年。張超雄就用了七年時間，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哲學博士學位。他用「最具功能性」來形容羅致光：「我相信他是『超快』讀完。你要什麼，我就給什麼。你要『彈性』，我就給你『彈性』。計過數，沒問題，（便覺得）這個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張超雄所說的「制度」，是政府在2001年推行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Lump Sum Grant，LSG）。當年時任立法會議員羅致光與時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拍住上」，羅在立法會投下贊成一票，成為LSG的主要推手，改變了政府歷來對非政府機構實報實銷的資助制度。

LSG原意是給非政府社福機構自由運用，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調配資源，但事實上，它卻陷入「社會福利市場化」的困局。由於撥款有限，社福機構不但不敢拓展新業務，聘請新人時亦會盡量壓低薪金以減省成本，更有機構「肥上瘦下」，嚴重影響人手編制，大大減低服務質素、發展和穩定性，與社會服務應以質素、需要和「以人為本」等最基本原則相違背。

張超雄早年在美國任職社福機構高層時，已經歷類似LSG制度之苦，回流後不久，就親眼目睹LSG如何重蹈美國社會福利制度亂相之覆轍，為業界帶來沉重災難。張超雄於是放棄美國國籍，參選2004年立法會功能組別，想挑戰自1995年起一直任社福界議員的羅致光，推翻一筆過撥款；不過，羅致光當時以專注學術工作為由，放棄競逐連任，張則擊敗社聯方敏生及社總張國柱，晉身議會。

雖然張、羅無緣在選舉論壇正面交鋒，直至今日，兩人仍經常在不同場合「駁火」。張超雄認為，LSG是社福界的「萬惡之源」，這套制度令所有機構只想着如何生利、搶客和爭取更多資源和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機構只有不斷膨脹才不會讓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這就是市場的定律。機構如此，政府亦如此。」他說，正是羅致光這種「市場為本」的邏輯思維，影響了整個社福界的「生存法則」。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倫智偉認同有關說法。他形容，LSG令整個社福界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看重金錢資源而忽略素質。倫智偉提到，當年羅致光曾經參加過反對LSG的遊行，又撰文列舉五大推行條件，包括要有機制協助機構面對薪酬攀升的經濟困難、提供培訓協助機構建立完善的財務及人手管理制度、釐定員工薪酬制度時要有員工的參與等等，並在立法會表明，「未成熟的構思，例如整筆撥款和競投合約制等，就不應該匆匆推行。」然而，羅致光卻在有關前提皆未滿足的情況下，投下支持一票，而該文章也隨着他離職港大而「被消失」了。

LSG推行逾十七年來屢屢為人詬病，近年要求全面改革的呼聲高漲。今年5月中旬，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舉行「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公聽會時，逾500名社工集結立法會外，要求當局正視業界聲音。「被迫」到場與示威者見面的羅致光，面對「噓聲」時回應稱：「相信大家不太想聽到說話，不如我回去開會……多謝大家噓我。」

倫智偉批評羅致光太過「陶醉」於自己有份促成的LSG，甚至到了「頑固」的地步。他認為，羅致光有學者的知識，但沒有學者的風範，更沒有勇氣糾正以前犯下的錯誤。社總副會長張志偉則補充：「羅致光認為財務管理做得好，事情就能做得好，但顯然他這個mindset（思維方式）並不符合業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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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3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12日）《掌勞福卻被嘲不知民間疾苦　羅致光聰明反被聰明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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