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翁逼不得已殺妻　折射吃人的社會制度

前年勒死病妻的黃國萬（黃伯）周二（1月8日）獲法院開恩，判處一個扣除還柙時間後近乎即時獲釋的判監刑期，將重獲自由。
黃伯獲得輕判，社會莫不慶幸。這份慶幸反映社會上下深明，黃伯殺妻是逼不得已。甚至可以說，殺人的真正兇手是香港的社會環境和制度。

同偕多年的妻子、由自己親手照顧起居飲食的妻子，在自己眼前被勒頸至斷氣。再多的同理心，都不足以真正明白黃伯的內心掙扎——那種逼不得已，那份難受不已。

黃伯的妻子生前中風癱瘓已三年，由年屆八旬的他悉心照料。但他擔心自己若先行一步，遺妻將孤獨餓死；加上抑鬱，令黃伯相信死亡是令妻子解脫的方法。最終，他在前年親手勒死妻子，並向警方自首，陳明老年人的境況，有如以死相諫。

社會保障不足　宿位人手俱缺

黃伯曾言：「這是社會問題，是窮人必要行的路。」基層長者不如有錢人般，可以入住私家醫院、聘請私家看護等，他們靠的只有公營服務和社區支援。然而，政府提供的長者服務長期不足，令基層市民無所依靠。正如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的求情信指出，政府資助的長者暫託服務短缺，黃伯居住的東區至今只有三至六個位，且長期沒有空缺；而津助或合約院舍最少須輪候三年，去年逾6,600名長者臨終前也未有宿位。

或許有人會問，黃伯不可以找社工幫忙嗎？事實上，黃伯妻子的個案確有醫療社工跟進，但社工主要是協助申請福利和援助，幫忙照顧黃老太的時間和空間有限。在那名醫療社工離職後，黃伯亦再沒有找社工幫忙，一力承擔照顧太太的責任。

可以看見的是，悲劇發生不只是黃伯一時想歪，也非因他不尋求幫助，而是香港社會對長者的保障不足，他沒有甚麼選擇。正如黃伯也明白，這不只關乎他和他太太，也是香港的社會問題。若然社會保障充足，這類悲劇或可避免。而高等法院今回輕判殺人這種嚴重罪行，正因法官明白兩老的困境，能夠想像他們承受的心理折磨。

解鈴還需為官者

然而，法庭並不能完全解決社會問題。能夠帶來改變的，唯有政府。香港政府長期以自由社會自詡，香港每逢獲評為「最自由的經濟體」，均大表歡迎。這種意識形態背後假設，社會每人皆為一己努力，負擔個人的生活需要，不論貧或富。於是，基層津貼、醫療或長者保障等基本福利都被視為恩澤，政府只提供有限的社會保障，並一直拒絕推行全民退保。這種自由觀的蒙蔽令人看不見社會的實際境況：在院舍宿位不足、長者津貼不夠、社工人手有限、公營醫療超負荷等多重夾擊下，很多人根本沒有甚麼選擇可言。自由的制度反而造成不自由的人。

黃伯的悲劇反映出雙老照顧的社區支援不足，除此之外香港還面對貧窮老年、病患長者等諸多問題，社會必須正視。正如《經濟學人》2015年的「死亡質素指數」指出，香港的醫療保健及善終環境，落後於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這種惡劣的環境由社會政策和制度造成，而政策和制度的制訂者正是我們的政府和立法會。

但諷刺的是，最需要明白社會現實的人，未必理解這道理。在黃伯判刑的同一天，特首林鄭月娥指出，自己年過60歲都每日工作十多小時，推論長者綜援資格由60歲提高至65歲合理。固然，部分人的確年過60歲都勝任工作，但那是一個樂意的選擇還是為勢所逼，卻是一大疑問。若然香港人的生活沒有真正的選擇，官員拿社會的現實狀況來討論，只是毫無意義之空談。

黃伯說：「要更多叻人帶我們蠢人行。最緊要幫我們這些蠢窮人，多些選擇多些路，就少好多悲劇。」要改變香港吃人的社會制度和環境，我們能夠樂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