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友嘉再為強積金而辯　難掩飾制度千瘡百孔

近日，積金局主席黃友嘉發表網誌，大談強積金的好處。積金局是強積金的執行者、推廣者，自然要為這項政策背書。但是強積金同時屬於公共政策及牟利項目，本就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局方無論如何辯解，都難掩飾其荒謬本質。政府應盡快將強積金轉為中央公積金，修補政策缺陷。

管理費過高

強積金的第一個問題，在於其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卻逼使市民繳交高額管理費予私營企業。

強制性供款的原意，是讓市民有充足的儲蓄以備退休，而其作為一項公共政策，政府有責任保障最終金額在合理水平。然而，政府將市民的供款交由私營基金公司管理，讓私企收取高額管理費，令市民最終所得金額大大降低。

當然，積金局一再強調，基金管理費佔資產的比率已經逐漸下降。但是隨着資金池擴大，管理費佔資產比率下降本屬理所當然。而強積金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為1.53%（2018年5月），相較於澳洲的0.8%，荷蘭、丹麥的0.1% （2015年數據），仍屬甚高。從公共政策的角度視之，要市民付出如此高的行政費用，難言合理。

按現行政策，入息達7,100元或以上的僱員，都必須從入息中拿出一部分供付強積金，香港的最低工資素來脫離基層的實際勞動成果，市民生活舉步維艱，就算加上僱主的供款，最終所得金額仍難以應付退休生活。在第一次分配不均的前提下，基金公司再收取高額管理費，令市民的資產受到蠶蝕，實屬二次剝削。黃友嘉在文章引述數據指，「約有11萬個供款帳戶自強積金制度於2000年12月成立時已開立並仍然活躍，這些帳戶17年來平均累積了約$38萬強積金」，但我們須要問的是，他們的供款在17年來，有多少被基金公司吞蝕？

有傳媒按積金局2016年發布的文件計算，基金公司在2000至2015年間共獲取700億元管理費，以積金局近兩年的年報推算，基金公司收取逾200億元，換言之，基金公司自強積金設立以來，合計共收取近千億元管理費，比起長服金、遣散費對沖所帶來的350億元損失多出近三倍。
《01周報社論》

私人公司自然以牟利為主要目的，如果一般基金公司以合法方式取利，少有招人詬病，問題在於強積金作為一項公共政策，政府規定市民、僱主的供款交予基金公司管理，也就等於為基金公司製造了制度性的獲利空間，同時令市民不可避免地支付高得不合理的基金管理費。由這角度看來，強積金很自然被視為一項剝削，而非利民政策。

成分基金選擇過多

強積金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一方面假設市民沒有足夠理的財能力，故須強逼他們供款，另一方面為市民提供過多的成份基金，假設市民能夠作出最佳選擇。

作為一項退休保障政策，強制性供款有其必要，原因是部分市民理財能力有限。但是另一邊廂，局方卻假設市民有充足的理財知識，為他們提供達469種成分基金（截至2018年7月31日）作選擇，這對於一些善於投資的市民也許會帶來一些好處，甚或如黃友嘉所言，助一些初出茅廬的青年掌握投資技巧。但對於一些不善投資、學歷較低的市民來說，這更可能讓他們花多眼亂，更難作出合理判斷。無可否認，現時市場上也有一些保證基金，然部分保證基金的回報率之低，在扣除行政成本後，或會「倒蝕」。保證基金如此不濟，市民終須孤注一擲，投身旋起旋跌的投資市場。

在網誌中，黃友嘉曾經提到強積金相對一般個人投資而言，有更佳的規模經濟效益，並能分散風險。但按此邏輯，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分散風險、規模經濟效益應該遠比強積金為高。而中央公積金制度能夠為市民提供相對穩定的回報率，也解決了基金選擇過多的問題，對於基層的保障遠較強積金為佳。政府與其抱殘守缺，倒不如盡快以中央公積金取而代強積金。

盡快推動中央公積金制度

強積金推行多年，仍然廣受批評，原因是該項政策本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香港市民本已飽受壓逼，如果政府不多管齊下紓解民困，隨着不滿升溫，社會將只會再次陷入動盪。若要治本，政府應盡快以中央公積金取代強積金。

也許有人會問，政府處理強積金對沖已然耗時甚多，在現階段推動中央公積金豈不是障礙更大？其實推動中央公積金所觸碰的既得利益者，只有基金公司而已，阻力理應遠較取消對沖為低。事實上，在初進行取消對沖的討論時，商界就曾經提出設立中央公積金，取代現行的強積金制度，固然，他們背後的動機是將商界的部分責任轉嫁給政府，然而，這也反映商界對中央公積金制度並不反感。如此說來，政府再沒有理由讓這項政策耽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