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援岳昕】「兩個北大」的鬥爭　沒有人是局外人

內地互聯網又再風起雲湧。北京大學學生岳昕，日前按照高校信息公開制度，向北大申請公開前北大教授沈陽20年前懷疑性侵事件的相關校方記錄和文件，卻受到校方打壓，事件在北大校內及內地社交媒體燃燒。4月23日晚，更有北大學生在校內宣傳欄玻璃貼上大字報，形容校方和學生之間，是「兩個北大」的鬥爭。這件事的因果關係很簡單，但其背後糅合了諸如MeToo潮流、高校自由精神凋零、高校維穩手法、九零後青年行動者的自我反思等複雜背景。雖然香港社會運動豐富，網絡上的社會動員也司空見慣，但也需對現在的內地政治氣候、互聯網社會行動、年輕行動者等有更多理解。

掀動高校反性騷擾運動　

是次事件是本月初一宗前北大教授涉嫌性侵事件的後續。北京大學前教授沈陽涉嫌22年前在北大任教期間，性侵女學生高岩並致其自殺，高岩的幾位同學在22年後發布揭發信。在輿論壓力下，北京大學迅速承認校方曾就有關問題行政處分沈陽，但未有公布更多會議文件或公安局調查記錄。事件還未水落石出前，沈陽當時就職的南京大學及將要前往就職的上海師範大學先後發出聲明，指學校不歡迎沈陽，建議他主動辭職。

01觀點曾就事件撰寫評論，當時的關注點是結合同時期發生的其他內地高校教師濫權事件，討論導師制及導師資助制，在師生之間造成權力不平等的問題。今次被牽扯入風口浪尖的北大學生岳昕，是按照高校信息公開制度，向北大校方進一步提出申請，要求公開當年沈陽事件的相關文件，期望更多真相能夠公之於眾。因此，在解讀岳昕事件前，必須先對沈陽事件有所了解，而沈陽事件背後的更深脈絡，是MeToo風潮在中國引起的效應。

美國與中國的政治環境、平權情況有所不同，因此MeToo運動來到中國後，面臨的語境、引發討論的路徑都與美國有別。內地媒體《界面》曾分析，在美國，MeToo通過集體造勢和公開對質來解決個案問題，香港的情況也類似；而在中國，MeToo的突破口是從高校年輕人開始，藉助公共事件的影響力和社交媒體的動員及傳播，在各高校之間引爆集體反抗。

今年1月1日爆發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女博士羅茜茜在畢業12年後舉報其導師、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事件，是一系列高校舉報事件、或可稱「運動」的標誌性開端。隨後，中國社交媒體上的討論迅速從基本的性別問題Q&A進化到要求建立制度，學生通過向校方發出公開信的方式推動事件，而各高校都反映迅速，至少說明校方也無法否認這類運動的正當性。

參與反性騷擾運動的內地高校約百間，各校學生發出的公開信達上百封，相較過往內地單打獨鬥的維權個案，算是一次集體性的反思和抗爭。北大是中國著名學府之一，名校效應令事件引起更多公眾興趣。

維穩手段惹憤　未聽年輕聲音

雖然學生要求建立制度的呼聲合理，各高校也並未明確反對這類運動，但在社交媒體上，有關網文被刪除的速度愈來愈快，只有校方及官方的聲明、評論等允許在網上流傳。對於當局這種欲拒還迎的態度，01觀點也曾撰文引用哈佛教授Gary King的「網絡國家化」理論，試圖解釋，中國大型社交媒體完全接受政府管轄，幫助中國政府劃定互聯網邊界，政府一方面用刪除帖子的手法加以壓制，一方面試圖主導及引導輿論。

事實上，高校內部也開始對這類事件有所反彈。北大輔導員（負責學生學習、生活等事務的教師）凌晨與岳昕母親抵達宿舍，要求岳昕刪除手機及電腦中所有與信息公開申請相關的資料，並強迫她書面保證不再介入事件。岳昕事後發文表示，校方聯繫其母親時歪曲事實，導致母親過度驚嚇、情緒崩潰，甚至以自殺相威脅，導致她和母親的關係幾乎破裂。此前，已有北大學生因提出同樣要求而遭校方「約談」。這都是內地高校對學生管理、控制及動員的重要手段。輔導員扮演着教師和政治幹部的雙重角色，首要任務是監督學生的道德狀況和意識形態。「約談」是學校管理的一種手段，亦是柔性管理的方式之一。《人民日報》針對事件的評論《如何聆聽「年輕的聲音」？》，可被用來作為高校維穩手段的文本分析。

高校除了肩負教育的任務之外，也負責對學生「去政治化」，並為市場培養勞動力，而「行政治校」也為高校帶來愈來愈多的官僚氣息。北大向來被稱為是中國最包容及自由的大學，舉行不少政治活動的「北大三角地」也是該校自由主義精神的象徵，北大學生及外界都對該校抱有一定的期望。但是次校方對事件的處理方式只循維穩邏輯，其不人性的表現更令學生激憤，甚至傳出校方指事件引起迴響一定是「有外國勢力影響」，令人啞然。適逢北大即將迎來120周年校慶，校方或更有壓抑之意，令輿論更加激動。

網民反抗審查　應變行動升級

有壓迫就會有反抗，事件的另一脈絡，是這一代內地年輕行動者善於運用社交媒體動員，以及在事件發酵過程中一次「意外的」身份認同問題。

一方面，對於如何反社交媒體審查，內地網民早已經發展出很多原始但有效的方式，例如快速轉發文章、在多個公眾號轉載、將文章變成截圖等等，如今微信審查技術進步到可以識別圖片正面內容及境內外賬戶分開屏蔽，因此網民將圖片反轉180度轉發，或將圖片製成彎曲蛇狀以避開審查。是次官方刪帖速度也顯然增快，一個小時內就可識別及刪除文章，導致岳昕的公開信在微博、微信平台遭快速刪除。不過，隨着網民在網上接力轉發，原始文章、評論文章在網上得以存活「兩天之久」，不斷設置社交媒體議程（set agenda），最後甚至開發出區塊鏈平台，令文章得以永久儲存。這種網民反抗審查的心理和不斷升級的應變行動，是現今內地社交媒體最生機勃勃的生態之一。

此外，岳昕的舊作《自我審視：一個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亦在網上廣泛傳播。文章主要反思她的成長與家庭、學校、資源優化的關係，述說如何建立參與平權運動及主動發聲的理念。一些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關注社會問題的內地年輕人都對文章深表共鳴。這篇文章或可作為一個縮影，通過理解內地年輕行動者的覺醒，幫助理解奠定社會運動的基礎，亦有助分析內地社會運動除「階級」及「意識形態」面向的其他補充。

打破言論鉗制　建立獨立精神

岳昕事件後，不少人讚揚她的勇氣，稱讚她為社會之光，這種想法無可非議。但若討論止步於此，就會將事情簡化為一個人對強權的抗爭，而忽略了其中複雜、糅合在一起的制度及思潮背景。事實上內地的年輕抗爭者也正成為「大多數」，不是與整體人口相比，而是除了岳昕之外，應明白很多學生都曾發聲及做過努力。固然，在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弱勢情況下，許多人不能從一而終。岳昕在是次事件中的決心未有改變，更添光環，但在權益不彰的問題下，被犧牲、噤聲的人也值得重視。

「兩個北大」的對立，既延續了沈陽事件，也再次揭露出高校面對校方權力不斷擴張的現實。「國家」化作各種形態滲入校園，也是校內外的「社會力量」在不斷推進公共事務的討論。其最終回歸的，無論是校內反性騷擾機制、輔導員機制還是約談機制的檢討，用制度建設和信息透明化來制衡權力發展，也提醒北大亟需重建其獨立自由文化和核心價值；而其折射的，正是內地從各方各面對言論的鉗制。「兩個北大」的撕裂，有其可悲的一面，也有令人鼓舞的一面，在強權面前並非人人坐以待斃。但為了好好保存北大精神、乃至這個社會的獨立精神，為了限制權力擴張、以及維護公民的合法言論，需要全社會共同推動的事情仍然很多。對於無論處於何地的社會行動者來說，這也是一種互相勾連的命運，在這一層面，沒有人是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