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洩密風波．觀點】全景監視的互聯網還可保障私隱嗎？

英國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指盜取5,000萬Facebook用戶信息以幫助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其僅通過有償問卷的方式獲得27萬Facebook用戶的許可，就順藤摸瓜收集了這些用戶其他好友的信息，遂累積獲得5,000萬用戶資料。
事件再次暴露互聯網時代個人數據安全的問題，並再次驗證互聯網「自由開放」的表象下，藏着「全景監視」式的管治面貌。在「大數據」的監視之中，「個人」實在已無法可逃，而若這種行為不被警惕及應對，「大數據」或會助長極權政體的管治。

事件甫出，沸沸揚揚，始作俑者當然是「劍橋分析」。然而Facebook並不是毫無污點。《衛報》和《紐約時報》共同指出，Facebook本身的技術和管理有巨大漏洞，即與用戶個人有關的信息，未經用戶同意，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有機會被第三方獲取，只要這個第三方得到了用戶「好友」的同意。而公開報道也指，Facebook內部監控程序早在2015年年底就發現相關軟件有下載海量數據的行為，但對方解釋數據「用於學術」，Facebook未加禁止，亦未就此提醒被收集個人信息的用戶，更沒有採取措施提高用戶的信息安全。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Facebook在3月20日刊登的聲明中僅僅稱說，為數據被濫用遭到「欺騙」而感到「憤怒」，直到3月21日下午才向公眾承認錯誤，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接受CNN獨家專訪時表示「抱歉」。更離譜的是，事件發生初期， Facebook把包括向媒體爆料的「劍橋分析」前員工Christopher Wylie等人的賬號全數關閉，有妨礙言論自由的意味。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指摘Facebook官方隱瞞事件風險，誤導了委員會。

從迴聲壁到操縱網民  互聯網實現全景監視

「01觀點」曾分析互聯網的「迴聲壁」效應，指出在市場主導下，媒體常為爭取及鞏固特定的觀眾群，會根據某種預設的意識形態「製造」出適合的立場和論述，以「迎合」目標觀眾的口味，因此形成一種自我隔離的傳播環境，使輿論動態與社會極化現象存在關連。

而「劍橋分析」事件的嚴重性在於數據公司涉嫌通過與政治的合謀，利用平台的政策漏洞來獲取海量用戶資訊，然後深度分析用戶愛好，繼而有針對性地「引導」用戶，最後影響一個國家的選舉進程。原本沒有既定政治立場的選民，在該資訊的影響下，作出了有利某利益者的選擇。其意味着，進化了的演算法，並非只是在讓人們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更進一步引導人們的行動和決定。人們以為自己在獨立思考，但原來背後有人在「操控」獨立思考，猶如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中的場景，只不過換成數據公司將目標信息移植到目標受眾腦中。

「劍橋分析」和Facebook只是整張網絡上的兩個節點，對於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而言，互聯網是一張無形之網，這張網上每一個相交相匯的節點上，都有看不見的眼睛，它無時無刻不在記錄、傳輸、分析個人數據，使得個人在網上無所遁形。數據借前所未有的方式聯動起來，網絡行動看似匿名，但實際上沒有隱私。人們清楚這一點，但難以抗衡這種看不見的控制。

這就是「全景敞視」（panopticon）在互聯網中的升級表現。這個概念來自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設計，原指一種圓形或環形的監獄，圓心之處有一座監視塔，塔中人對圓周囚室中的囚犯一覽無遺，由於逆光，囚犯無法得知自己是否被監視，長期處於不安之中。福柯（Michel Foucault）進一步把這種監獄形式作為比喻，形容少數人監視多數人的權力形態。而早在20世紀80年代，互聯網還未滲透到現代社會的每個角落之時，已經有學者預見，互聯網將使得遠程電子監控變得十分隱蔽和便利。

網絡上人們的一言一行都處於被監視和利用的狀態，而在技術的加持下，互聯網不僅僅拓展了監視空間，同樣提升了監視的程度。比起19世紀的囚室，互聯網中實現的監視更加全面，單向透明過渡到全景透明，不僅有少數人對多數人（國家對個人）的監視，更有多數人對多數人（個人對個人）的監視。數據公司利用技術，在監視的基礎上，再分析與使用深層數據，因而更具有排他性的優勢。儘管在調查還未清楚的情況下，現時就說「劍橋分析」操控了美國大選或許太過抬舉，但互聯網允許國家或大型機構精確定位，從而試圖操控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如何逃脫密不透風的網？

政客、政治團體利用大數據分析選情、影響政治議題並不新鮮。在美國，首次在選舉中大規模使用Facebook數據的就是奧巴馬。當時，奧巴馬的競選團隊中，有數十名數據分析員助其籌集競選經費、鎖定目標選民、督促選民投票。在「劍橋分析」為特朗普工作之前，這間公司曾服務於與同屬共和黨陣營、特朗普大選中的黨內對手克魯茲（Ted Cruz）。「劍橋分析」為特朗普工作的同時，希拉里也僱用了超過60名數學家和分析師為她分析選情。選民的數據，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都早已是政治窺視的對象，只是當「劍橋分析」將這種影響擴大到誘導選民的層面，才令人更加直接地看到自己的身份已無所遁形。

如何逃脫這張網的控制？坦白地說，學界並不樂觀。人們曾經以為提供匿名ID就可以逃過一劫，但在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MIT（麻省理工學院）的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等學者分析了一百多萬用戶在三個月內的信用卡消費數據後發現，僅僅需要四個外部確認信息，數據使用者就能以超過90%的機率識別特定用戶。即是，技術已經可以將匿名ID反向識別。學者和業界仍在嘗試發明新方法提升識別的難度，但他們也承認，新方法暫時仍未是一勞長逸之舉。

即使在法律較為健全的美國，在數據使用上的立法進展仍遠遠落於實踐。美國現有法律強調，只要數據被提前模糊化，個人的身份信息得以隱藏，便可以被視為「安全」的匿名數據集，數據擁有者可以開放其使用權限。數據開放之後有哪些限制？現時美國的法律暫無迹可循。

在福柯的理論中，權力要達到對人規訓（discipline）的效果，即讓人「習慣性、無思考的遵守」，並成為日常生活的實踐意識，其核心在於是否存在規範（或說紀律）。也許我們唯一可以慶幸的是，今天的互聯網還未有「唯一標準、應被推廣」的言論。只是當我們在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時，也應了解有人透過技術（互聯網）監視我們。只有了解技術的邏輯，了解它將會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乃至行動方式，我們才能更好地面對技術帶來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