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心遊樂場 港府應還給香港兒童「玩樂」的權利
兒童缺乏遊樂場地是香港、台灣、新加坡共同面臨的問題，不過台灣及新加坡近年都有持續改善。台北繼去年增加了8個共融遊樂場之後，今年預計再增加11個，前日（4月22日）台北市長柯文哲更在Facebook上專門發帖，解釋政府為何要推動「共融式遊具」。反觀香港，兒童及家長關注團體多年來都有指出，香港兒童遊樂設施數量不足、分布不均，又「太過安全」而反失遊戲性、挑戰性，要求改善。惟政府管理式思維未見太大突破，香港好玩的遊樂場仍然少之又少，兒童玩樂空間捉襟見肘。
香港兒童游樂場好安全 又好無聊
近年香港刮起一股「荔園」熱，結業於九七的、香港曾經最大規模的遊樂園「荔園」，先後於中環海濱及亞洲國際博覽館重開，引來不少大小朋友。這間舊時的「平民遊樂場」牽動港人「集體回憶」，又限定時間「快閃」式經營，雖票價不菲，就仍能在這座只有迪士尼、海洋公園、而缺乏日常兒童玩樂設施的城中引起熱議。
香港兒童遊樂場數量不足、分布不均，全港兒童人均遊樂面積最大不超過「一格」。康文署現時管理超過600個設有戶外兒童遊樂場的康樂場地，但大部分都是「蚊型」遊樂場。立法會文件指，全港18區內遊樂場的分布存在很大差異，其中葵青區兒童的人均遊樂場面積最少，只有0.16平方米；中西區的人均遊樂面積最大，但也只有0.55平方米。
同時，遊樂場設施千篇一律，欠缺趣味性和挑戰性，例如大部分遊樂場都採用塑膠「組合式遊樂設施」，獨立滑梯僅佔9%，獨立攀爬架也只佔11%，而99.2%的滑梯高度都在2米以下。在遊樂環境顧問眼中很有價值的「沙池」，全港也只有香港公園中的1座。反映到遊樂場「用家」兒童身上，是小朋友覺得這些設施不好玩。例如滑梯「1秒就瀡完」，「5歲已經覺得唔好玩」，「為何去任何一個遊樂場，都是玩同樣的東西？」，原本可自由撿拾的石頭池石頭以「安全」理由被黏在地上，令小朋友「很失望」。
也有團體在九龍區做研究，訪問1,259名育有12歲以下子女的家長，得到的反應是家長普遍認為遊樂場設施安全，但數量及趣味性不足，約5成半家長希望能加入具感官刺激的遊樂設施，而非主要使用安全但乏味的膠製作遊樂設施。
港府不重視遊樂場政策 也欠缺完善法例
固然，考慮玩樂設施的「安全」因素是為必須，但政府在討論遊樂項目建設時若只考慮「安全」因素，而懶理遊樂設施的「遊樂」因素，則是一種偷懶式的方便管理的思維。遊樂環境顧問袁漢昌曾向傳媒表示，他參與過政府工程項目會議，發覺與會者（包括康文署、房屋署、設計師等）會討論設施的用色、結構和安全，但較少從兒童角度出發考慮娛樂性。
觀乎遊樂設施的提供者、建築署的網站，上面提及兒童遊樂場設計應做到融合、互動、想象、共融，但內容簡略；遊樂場設計的三個基本原則（安全、通達及多樣性），在網站上也以前二者見多，而「多樣性」明顯不足。署方建築師也曾向傳媒承認，署方確實受限於供應商的提供，但不會主動開發新設施，也不是遊樂場項目的倡議者。
法例方面，事實上，香港沒有在遊樂場設計方面的法例及建設標準，只是自1982年開始建造公屋時會奉行《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其中略略提到兒童遊樂場被列為公屋16項主要活動之一，供應遊樂場比例為每人 0.08 平方米。文化研究學者指，香港的公共兒童遊樂場一直隱沒於「鄰舍休憩用地」、「都會計劃」、「主題式公園」等等宏大的城市規劃之中，缺乏歷史記載，如同香港缺乏對「兒童歷史」的記錄，形容香港相對於世界主流遊樂場發展，是「另類得很」。
e世代沉迷電子產品 童年應該是這個樣子嗎？
遊樂設施不足，香港兒童又玩什麼？衞生署去年的調查指，13%的小學生每日上網超過3小時，較3年前升4倍，學前兒童1歲已接觸智能電話，其中陪伴使用電腦的家長只有6%。這一數據令人擔憂。兒童需要發展健全的身體能力、認識水平以及社交技巧，這些非電子產品可以提供。歸根究柢，「遊戲」才是兒童發展的重要載體，缺乏遊樂場，則直接減少了他們與大自然、與人接觸的機會與空間，而缺乏從兒童角度出發的遊樂場，則很快會被兒童放棄。
當然，香港也不是沒有趣味性與安全性兼顧的兒童遊樂場，如屯門的海盜主題老鼠洲遊樂場、油麻地的月球主題京士柏遊樂場等，但和國外遊樂場一比就發現仍然有提升空間，而幾個分散的遊樂場也不可能滿足全港兒童的需要。
括然之，港府從管理者至設計者都需改變思維，重視兒童及家長呼聲，兼顧遊樂設施的安全性及玩樂性，並需建立推行兒童遊樂場政策。觀乎各地政府，英國從1970年代已發展「探索遊樂場」(Adventure Playground)，鼓勵兒童就地取材製作玩具；台北增加遊樂設施預算至8,000多萬新台幣（折合港幣2,100萬元），把共融式（Play for All）公園當成政策推動；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曾在Facebook上檢討新加坡的遊樂園政策，並提出要學習德國……相比之下，香港已經落後得太多。香港需要追上世界腳步，因為重視兒童的需要，就是重視香港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