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巴炒葉蔚琳．觀點】羅致光曾撐集體談判權　今天不應隔岸觀火

九巴於本周二（3月6日）宣布解僱早前組織和參與工業行動的葉蔚琳及其丈夫，還有另外兩位車長，觸怒全城。及至本周三，管理層才表示暫緩解僱，等待上訴結果。解僱一刻，葉蔚琳發起的「月薪車長大聯盟」正申請成立工會，外界猜測九巴此舉是秋後算帳，同時先下手為強，瓦解新工會形成。事件暴露保障工人成立和參與工會的法規仍然漏洞處處，工人沒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便是顯例。不論在此樁事件還是整個勞資關係，資方一直處於強勢，政府不應裝作中立，而是要就勞工保障表明清晰立場。特首林鄭月娥今早（3月7日）開腔認為資方處理上有改善空間，掌管勞工政策的羅致光局長，在廿年前支持落實集體談判權，今天就更應該主動介入爭議，設法保障勞工談判的權益。

罷工風險高　法例未曾保障復職權

可惜的是，羅致光至今依然隔岸觀火，今早他在電台節目表示，當局正密切跟進事件，強調勞工處是中立的。儘管他補充，若僱主違法，處方必然介入。但這種說法，即假設勞資雙方實力相若，勞方不易受資方欺壓。近年的勞資糾紛卻告訴我們，這並非事實。若非走到罷工最後一步，資方根本不願與勞方談判。以去年12月的外判清潔工罷工事件為例，在罷工前，不少清潔工失去外判商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屢屢追討無果，直至忍無可忍，才發起罷工，與外判商攤牌，成功討回公道。

罷工不是請客吃飯，對勞資雙方來說也損傷甚大，企業聲譽受損，員工也要冒秋後算帳的風險。《基本法》縱使保障工人有罷工的權利，但本地法例未能充分保障工人在不合理解僱後能夠復職，例如在《僱傭條例》第32N條，復職命令必須得到僱主同意才能執行，即是說，只要僱主依據法例賠償，仍可辭退僱員。

罷工代價絕對不輕，大大損害到港人的罷工權，政府必須修訂關於復職條件的法例。更進一步，政府不能逃避訂立集體談判權。當商界掌握資本和生產工具，工人只有勞動力，勢力懸殊，集體力量是平衡雙方勢力的重要因素。勞方能增強議價能力，因為工會的集體談判地位受法例保障，資方不能再質疑工會代表性，或者只承認部分工會，更不能私下跟工會達成協議。其實，訂立集體談判權對於資方不無好處，因為資方可以透過定期和制度化的會面解決勞資矛盾，減少勞方罷工的誘因。

昔日支持集體談判權　羅致光今天不應閃避

然而，香港的法定集體談判權非常短命，只有寥寥四個月。立法之時，是1997年6月，即主權移交前，時任立法局議員李卓人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呈交《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 及多項與勞工權益有關的私人條例草案議會，獲得通過。然而，兩周後，臨時立法會就凍結條例，同年10月廢法。當時主張廢法的包括自稱捍衛勞工階層權益的工聯會，該組織其後屢屢在勞福議題立場搖擺不定，被指出賣工人。

一失足成千古恨，即使後來立法會多次辯論，要求政府重訂法例，政府依舊諸多推搪，恢復集體談判權遙遙無期。現時只有紮鐵等少數行業，或者國泰航空公司等企業有集體談判制度。

在海麗清潔工罷工，以及九巴司機工業行動後，港人再次討論應否立法集體談判權。必須指出，今天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1997年6月擔任前立法局議員時，投票支持集體談判權條例。二十年來，勞資關係一直失衡，局長掌握制訂法律的權力，為何只站在一角，保持中立，靜看九巴事態發展，以至對重提集體談判權猶疑不決？

羅致光辯稱現時不少企業和行業有多個工會，既存在競爭，僱主難與工會達成共識，要再談討。這固然是事實，但香港不是孤例，南韓、美國也出現多個工會競爭的處境，也出現罷工，但行業集體談判機制仍然存在。當年條例草案制訂一個門檻，規定工會最少會員人數或比例，而擁有一定成員比例的工會，才有資格與僱主談判，屆時需要工會之間結盟。也許局長擔心工會太多太散阻礙落實集體談判權，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落實集體談判權，正是整合工會的時機。

過去，政府面對勞資衝突，往往擺出一副中立姿態，以聆聽雙方意見之名，行助紂為虐之實。政府常言行政導是香港政治體制的特色，但是政府一直對商界唯唯諾諾、言聽計從，市民看到的只是商界主導。林鄭月娥上任後不止一次指自己忠誠如犬，她以至一眾問責高官，都必須藉這事件證明政府對誰忠誠，到底是市民大眾，還是少數的既得利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