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案．觀點】政府錄得結構性盈餘 應落實精準扶貧
財政預算案公布在即，社會紛紛討論怎樣善用萬億元儲備、過千億元的盈餘。特首林鄭月娥近日稱來年開支「會較大膽」，「投資要有長遠效益」，財爺陳茂波也稱政府可更積極有為。高官放話開水喉，民間應一致要求政府動用儲備解決社會結構性問題。至於擴闊稅基等新措施，目標只能是促進財富再分配，一旦損害到夾心階層和基層的福祉，大可擱下再議。
錄得結構性盈餘 政府有錢不用
坊間預計本年度政府財政盈餘達1,600億元，再創新高。當不少國家憂慮出現赤字，香港卻為「結構性盈餘」煩惱。結構性盈餘來自兩方面，一是經濟繁榮下，依靠土地、房屋、金融財務的稅收豐厚。有別於一般印象，即賣地支撐政府收入，利得稅才是庫房「大戶」，在2016-2017年度佔24%，在 2015-16 年度更佔31%，是約30年來的高位。利得稅、地價收入、薪俸稅、印花稅和差餉合共佔 2016-17 年度政府預算收入約71%。
二是政府嚴守財政紀律，既高估開支又控制開支增長。當然，賣地、印花稅等收入波動，政府既難掌握經濟周期大勢，有時也難以預料地皮拍賣價格，政府制訂來年預算時會有偏差，因為低估收入，也就壓低了預算開支。
更關鍵的是司局長和高級公務員多年來盲信「小政府」管治理念，政府只承擔監管和推動市場的角色，又限制公營部門規模。回歸過後，政府搬出《基本法》第107條辯解，指「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長期維持在20%左右。
上屆政府聲稱，投放在社會福利、教育和衛生的開支增長顯著，以社會福利為例，經常開支由2012-13年的428億元，增至2017-18年度預算的733億元，累積增長71.2%，還有多項一次性紓困措施。然而，同屆政府成立了「長遠財政工作小組」，建議延續佔GDP20%的開支比例，並警告政府開支累積增幅遠高於政府收入及名義本地生產總值，更估算在人口老化下，最快於2028年用盡財政儲備，請求市民諒解開支要有節制。
其實，過往已經有不少評論反駁「儲備末日論」。例如上段提及的開支增長過快，是因為政府計算增幅時以1997/98年度做基算年。然而，如果由2004/05年度做基算年，即經濟復甦開始計算，收入增幅就會遠高於開支增幅，結構性財赤的假設就不攻自破。
林鄭月娥和陳茂波日前提示本屆政府開支會擴張，而前金管局總裁、現任行政會議成員任志剛的話，實應多加細讀。他去年指社會過往誤讀《基本法》第107條，嘗試脫下公共財政的金剛圈。任志剛尤其提及文句內的「『原則』不等於墨守成規；『力求』不排除力有不逮；『避免』亦不代表不能發生。」。他更提到當經濟增長速度太慢，便需要增加政府開支、減稅和作出赤字預算；而當經濟增長速度太快，便可以用相反的財政政策；此才是「財政預算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的真義。如此推斷，嚴守兩成公共開支上限，已非必要。
貧富懸殊衝擊社會 精準扶貧調和矛盾
長期高收入配合長期低開支，造就了結構性盈餘。過去幾年，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多次有意無意錯估預算，市民逐漸不相信政府財政風險，而是有錢不用，令矛盾累積。最大的矛盾，莫過於貧富懸殊。政府即使多花了資源扶貧，貧窮人口仍然有百萬，2016年的堅尼系數達0.539，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數字仍高達 0.473，比不少國家高。這不是「愈扶愈貧」之過，而是沒有「精準扶貧」、「限富扶貧」。總的來說，政府在財會再分配的工作，仍然不合格。
首先，貧窮線不是政府滅貧政策目標和時間表，淪為學術統計。內地制定「精準扶貧」指標，盡量在2020年達致以「農業產業化、能源扶貧、鄉村旅遊、農村金融」等手段協助全國7千萬貧窮人口脫貧，並有巡查組督查進度。英國早年也承諾在2020年消除（eradicate）兒童貧窮，並正制訂多項政策和改革，增加他們的選擇。反觀香港，關愛基金固有一定成效，部份項目也屬恆常措施，但計劃仍然流於補漏拾遺，難為受助人脫貧。最近才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補貼，更因為資格嚴苛，乏人問津。
面對種種社會問題，有些能夠透過公共資源解決，而且愈早解決愈好。退休保障和免除大學學債就是例子。當周永新教授團隊推算其退休保障方案，到2041年也不會破產，政府仍然拒絕採納，只教人拖延安老防老進度，日後勞動人口下降，方案就難以再起動，為時已晚。另外，政府可以全面資助大學學費，減輕大學生生活負擔，改善他們的信貸質素，效果立竿見影。每年額外支出只是廿多億元左右，政府可以承受有餘。
再分配之責也未做妥 切忌再向中產基層開刀
除了精準扶貧，還需限富扶貧，阻止貧富差距拉闊，尤其是限制少數富人和財團利用土地房屋謀取暴利，首要為落實房產增值稅，和恆常化俗稱「辣招」的打擊炒樓措拖。房產增值稅貌似激進，但其實有助社會為投資產品理性定價、拉近勞動和商品投資的回報差距的好處。政府可以豁免自用物業轉讓，以及減低長時間持貨的增值稅率，容許一定的商品流通市場，鼓勵長遠投資，同時制止高價謀利。
政府和金管局一直把樓市需求管理的措施定位為短期措施，在樓市平抑後會取消。政府倒不如把管理措施恆常化，長遠打擊非自住需求，以減低市場的不穩定因素，同時響應限富原則。
早前香港稅務學會針對擴闊稅基和減低財政收入波動性的建議。該會倡議政府適時引入間接稅或徵費，並不止於銷售稅、商品及服務稅和醫療徵費。
政府需要有穩定而足夠的收入，但絕不可在連財富再分配工作也未完成，就為了開徵新稅而向中產開刀，銷售稅就是其中之一。擴闊稅基不應跟再分配有衝突，除非把大部份民生物品服務也撇走（那就變成類似奢侈品稅），否則中產甚至基層也需多付銷售稅稅金，對沖財富再分配的效用。我們只應支持加強再分配功能，幫助中產基層紓緩經濟壓力的選項。
素來支持市場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去年10月也發表題為《不平等：財政政策可以改變》的文章，警告不平等問題日趨嚴重。該組織認為加強投放公共資源在教育和健康，累進入息稅是良策，甚至明言向土地房產徵稅「既均等和有效率」（equitable and efficient）。本屆香港政府聲言展現施政新哲學，即將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就是兌現承諾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