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察】華為被拒諸門外 國家安全不應成為保護主義的藉口
新年初始，已經成為中國科技巨頭的華為就收到進軍美國再次受挫的壞消息。早前，美國電訊公司 AT&T 宣布退出華為針對美國消費者推出手機的協議，意味着這家已經打入逾 170 個國家的科技公司依舊被全球最大的電訊市場拒之門外。作為目前排名第一的民企，華為的迅疾發展離不開近二、三十年中國的工業化發展，以及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互聯網貿易戰。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科技巨頭在世界發展軌跡，足以彰顯出中國在科技及互聯網領域的蓬勃野心；同時，中國致力於發展科技產業，亦逐步影響國際科技巨頭的對華策略。
華為發展迅猛 民企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說起華為，最為人所知的應是其智能手機產品，在華為創立短短三十年中，已經取得在國際通信行業的領先地位，成為中國唯一在主流行業實現全球化的民企。華為的全球化之路可以「農村包圍城市」作結，足跡遍布俄羅斯、非洲、東南亞、歐洲、北美，先以低價打入發展中國家，繼而進入發達國家。目前華為業務已涵蓋逾170個國家和地區，服務人口全球逾三分之一，2016年的海外營業收入逾55%。
與過往中國企業形象不同的是，華為注重創新研發，2016年華為的研發費用約763.91億元（人民幣），佔總營收15%。在通信行業長期由愛立信、思科、諾基亞等跨國公司壟斷的情況下，華為在2013年成為全球最大電信設備供應商，甚至在2014年和2015年連續獲得全球專利和知識產權數量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華為最早的海外銷售緣起於亞洲、非洲、拉美國家，隨後才進入歐美市場，這個路線與中國的外交路線緊密相關。作為中國海外貿易團的成員，華為在中國對非洲和南美洲等新興市場的投資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時至今日，中國布局「一帶一路」，發展經濟外交，重點在基建、貿易、投資、金融和政策等方面。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曾言，「沒有一帶一路就沒有華為，但反過來說，華為也造福一帶一路。」事實上，以華為為代表的民企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已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
2004年，華為於英國成立歐洲地區總部，開始以運營商網絡結合定製手機的方式進入歐洲市場。隨後發展迅猛，2005年成為英國電信公司的設備供應商，同年還與全球知名移動通信運營商Vodafone簽署全球採購框架協議。相較之下，華為在美國市場的拓展就一波三折。事實上，自2008年後華為進入美國早已頻頻受阻。在互聯網和全球化時代，網絡安全和技術創新更是大國博弈的砝碼，作為科技巨頭的華為，亦是大國貿易和外交戰的一枚棋子。
企業發展與國家政策制定相輔相成
華為的創辦人任正非在創立華為前為解放軍軍官的身份，一直是外界對華為懷有戒心的原因。儘管華為保持否認態度，外界仍質疑這間民營企業與政府有直接密切關係。但無論華為和政府關係如何，不可忽略和否認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對高新科技、互聯網的政策謀略，對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國際企業的成長有極大幫助。反過來，這些企業的發展亦會促進國內經濟轉型。事實上，近年來民企對中國經濟的助益遠大於國企。
在2004年，中國開發銀行向華為在客戶提供100億美元的信貸額度，這一額度到2009年時翻三倍，達到300億美元，幫助華為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業務成型。任正非亦曾言，「如果沒有政府政策保護，華為將不復存在。」如今，中國企業國際化的路徑已經從利用成本和勞動力的優勢實現「中國製造」模式，轉向高端技術市場。
2015年，中國政府提出《製造2025》，旨在引導中國產業從低附加值的製造活動，過渡到中高端製造業務，還推行了成立製造業創新中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舉措；而後在2016年，「十三五」規劃亦有明確規劃科技項目，可見政府近年尤為重視創新和科研規劃。
目前已為全球三分之一運營商提供網絡設備的華為，亦會在國家政策中分一杯羹。在2014年，國企中國移動進行全球最大規模4G設備招標，華為就佔據優勢取得31%的份額，電信巨頭愛立信只贏得9%的份額。2018年，華為即將支持全球建設5G網絡，此舉亦會成為「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支持。同時，近年來華為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發展則為中國工業和互聯網的結合打下基礎。
信息安全爭議：國家安全不應成為貿易壁壘
儘管華為一直想進入全球最大的電信市場，以此證明其品牌價值，但近年來美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多以網絡安全和保護知識產權為由，將中國的資訊通訊技術公司攔在門外。必須承認，科技外交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環節。
2012年，美國眾議院委員會發布報告《中國電信公司華為與中興通訊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的問題的調查報告》(《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Huawei and ZTE》)，指出華為未能解釋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以及企業結構、運營情況等，並稱若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向華為與中興提出任何需要利用二者系統的要求，華為與中興都有義務配合。儘管有評論聲音指出該報告彰顯政府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但華為不夠公開透明的制度在國際社會中的確難被接納。
但顯然的是，信息安全保衞戰中不止有美國參與，其他國家亦有以信息安全為由、以及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將華為拒之門外。早前，華為海洋網絡公司 (Huawei Marine Networks) 的海底光纜鋪設工程在南太平洋部分受澳洲抵制。在2012年，華為還被澳洲禁止參加國家寬帶網絡競標。在以上事件中，澳洲政府都以保障國家安全和維護網絡利益為由，對外國投資加強控制。
國家安全和貿易保護主義從來不是單方面的。隨着中國經濟實力對全球影響逐步擴大，中國政府採取的政策亦有對西方科技巨頭進入中國市場的策略有所掣肘。例如2017年正式實施的《網絡安全法》，旨在加強政府對信息、數據和技術的控制，卻有增加貿易壁壘的嫌疑。2015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則要求經濟和關鍵部門技術須保證安全和可控，意味着在企業須允許第三方進入公司網絡、向第三方提供源代碼等。
為進入中國市場，西方科技企業必須做出妥協，蘋果將中國的 iCloud 業務交給雲上貴州公司。而貴州早已在2013年就開始拓展大數據產業，2016年在國家發改委、通信部、網信辦共同促成貴州建立首個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同時，中國互聯網的審查制度一直飽受詬病，Google、Facebook等網站長期被封鎖，去年底網信辦則向這兩家公司拋出橄欖枝，歡迎二者在遵守中國法律和規範的前提下回到中國市場。
不可否認，國家安全、信息安全、知識產權是每個國家都應該為公民利益守護的領域。制定清晰法規，讓外資公司可以依規循矩有序進入市場，是各國政府應有之義。不能法規說一套，實際操作上卻以各種法規以外的理由限制外資活動。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應以客觀和公正方式對待外國企業，尊重國際貿易規則，而非以此為藉口變相成為保護主義的壁壘，破壞創造經濟價值的利益和各國公民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