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大選到以色列:拜登逃避不了「千古罪人」的歷史評價
特朗普(Donald Trump)11月13日強勢重返白宮,獲「曾經的宿敵」拜登(Joe Biden)笑臉相迎,兩人共商交接事宜近兩小時。拜登戴上了紫色領呔,似乎是想示意「紅(共和黨)、藍(共和黨)和合」,有團結之意。第一夫人吉爾(Jill Biden)則一身紅衣相迎,也許是想傳遞出民主黨政府大方接受這一波「紅色浪潮」回歸的意思。
同一天,民主黨正式承認在眾議院選舉中落敗,共和黨繼續保留眾院控制權。在選舉人票、普選票、國會兩院選舉都取得勝利的特朗普,在拜登面前也表現得非常得體,感嘆「政治真的很艱難」(politics is tough),以「Joe」直稱拜登表達親切,某程度上可算是對拜登政治生涯最後階段的悲劇結果展現出同情之意--畢竟,在這一場超過1.5億人投票的選舉中,只要有幾個搖擺州總共不足20萬票不投特朗普而投賀錦麗(Kamala Harris),悲劇的主角將會變成特朗普而非拜登。
不過,敗選就是敗選。四年前拜登的志願是要消滅特朗普的民粹勢力,但四年之後,特朗普主義不只沒有消失,還變成了美國政治的主流。這次特朗普很可能會獲得超過50%的選票。民主黨的非裔、拉丁裔傳統票倉被特朗普攻破。傳統超穩定藍州也遇上紅色巨浪,例如賀錦麗在紐約州的勝選差距就由拜登2020年的23個百分點收窄至11個百分點。
至此,拜登人生最後一個政治任務徹底失敗。而他自己更幾乎要為此負上全責。
誠然,拜登任內首兩年確實有不少政績。從萬億美元基建法案,到扶助美國半導體製造業和高科技研究的晶片法案,從美國史上最大的氣候撥款,到以聯邦醫療保險之力壓低藥價,都是非常具體的政策成就,對美國未來數十年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可是,政策不是政治。特別是,拜登政策的實際效果都要等到久遠的未來才會出現(例如第一輪的壓抑藥價要到2026年才開始落實)。相較之下,新冠疫情後的嚴重通脹、美墨邊境移民問題,卻是民眾每天都感受得到的現實。
到選舉臨近,拜登和民主黨從來沒有為這兩個問題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對於民眾抱怨百物騰貴,民主黨的說法是說「人民錯了」、大家看看通脹回落的數字就知道通脹問題已經解決。對於美墨邊境移民問題,民主黨的說法是指責特朗普本年初阻撓兩黨邊境法案通過,並指出拜登6月以行政命令收緊邊境管制之後移民人數已大幅回落,卻沒有回答為何民主黨政府要等到執政最後一年才落實這些政策。
民主黨一直希望可以迴避這些問題,靠着「反特朗普」(2020年的勝選原因)、「捍衛民主」、「保護墮胎權」(2022年壓下紅色浪潮的原因)來再一次打敗特朗普。最終,這種策略被證為錯。
這些都不只是拜登本人的錯,而是整個民主黨的錯。民主黨太過被高學歷的精英把持,就算是原本代表不同弱勢群體的公民社會組織也是由高學歷的精英領導。對這些人而言,通脹不是具體的個人經驗,而是一個抽象的數字。對這些大多住在城市的人而言,即使在共和黨南部州份把移民一車車送往民主黨州份之後,邊境移民問題也還是一個抽象的道德或價值問題,而不是就業、物價或治安方面的具體影響。
這是民主黨整體的錯。
拜登的錯是他在中期選舉之後「自以為是」。他知道民主黨近數十年有過兩次現任總統尋求連任被黨內初選挑戰而最後失去白宮控制櫂的經驗,只要他堅持尋求連任,民主黨不會有人跑出來挑戰他。權力總是迷人的。曾自許為過渡性領袖的拜登也不顧其諾言而堅持尋求連任。
如果拜登沒有尋求連任的話,一場由不同候選人直面草根選民爭取支持的黨內初選,很可能就會揭破民主黨精英的「離地」事實,讓整個民主黨的選舉工程走上一條更具體、更能體察民情的道路。
可是,因為拜登的堅持,民主黨失去了這一個機會。
到了本年6月底,拜登在對上特朗普的首場辯論中連兩句話都串連不起來,最後經過一月掙扎,才被迫退選。這,本來是一個可以讓民主黨看清政治現實的機會。拜登自己宣布退選的那一刻,並沒有正式為賀錦麗背書。當時,像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按:佩洛西在加州檢察長的選舉中曾支持賀錦麗的對手),也認為民主黨應該要辦一場極速初選,找出一個真正能得到草根選民支持的人。
但不足一小時內,拜登就正式為賀錦麗背書。民主黨內沒有人敢出來挑戰賀錦麗,使這個一直沒有被看好的副總統坐正變成了總統候選人。
如果拜登當時明確支持搞一場初選,而不是直接欽點賀錦麗,可能這次大選的情勢會變得很不一樣。
拜登堅持尋求連任、退選後直接欽點賀錦麗的兩個決定,已足以使他成為民主黨人眼中的千古罪人。
但「千古罪人」之名其實並非必然。
11月5日民主黨敗選之後,拜登還有兩個多月時間是真正掌握美國政府實權的人。他還有創造政治遺產的空間。
人們特別關注的是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戰局。拜登過去一年多對以色列設下的紅線都被踩過。人們普遍認為拜登對於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的軟弱主要是因為民主黨有選舉的考量--畢竟親以色列的勢力在美國非常龐大。
在大選之前,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已經聯名去信以色列,設下11月13日為限期,提出了多個有關加沙人道援助的具體要求,威脅以色列如果不能達成美國的要求,美國有可能會扣起美國對於以色列的軍援。此時才扣起軍援,可能已經改變不了以色列政府的戰爭政策,特別是在特朗普即將上台的時刻。但如果拜登真的願意扣起軍援,他至少能被看到有為人道主義出一分綿力。
然而,到了11月13日,當人道組織都指責以色列沒有符合美國要求之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卻稱以色列已經為美國15項要求的其中12項進行工作,言下之意,就是拜登當局不會叫停對以軍援。
至此,人們對拜登的最後一絲希望都破滅了。他確實只是一個平庸、軟弱和因循的老人。
平庸、軟弱和因循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這個人是美國總統,還是個在國內外亂世之中的美國總統。在國內政治的問題上,他是民主黨人心中的千古罪人。在國際上,他也是個人道主義者眼中的千古罪人。
特朗普可能對拜登有幾分人情上的憐憫,但拜登的最後挫敗只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