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襲擊案 | 一刀切中國社會「反日」是最大輿論誤導

這個酷熱難耐的夏天，中日關係也備受煎熬。深圳日本人學校10歲男童遇襲身亡，在日本輿論中，中國似乎墜落到了道德窪地。不論中國解放軍軍機軍艦「侵入」日本領海領空，還是中國因福島核水排放問題禁止日本海產品進口，都是成為了中國故意掀起挑釁日本的事件，在掀起國內反日民族主義情緒的手段。那麼，在中國與美西方對立日益加劇，國際地緣政治形勢越發嚴峻複雜的大背景下，究竟應該如何認識日本人學校學童遇襲事件的發生？如何看待當前的中日關係？

中國社會反日嗎？

深圳日本人學校遇襲事件發生後，日本輿論將矛頭首先對準的是所謂的中國社會的「反日」氛圍和中國的長期「反日」教育。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無疑是將事件的定性「簡單化」「二元對立化」。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筆者認為，日本社會與中國社會的複雜程度相比，無疑更加「簡單」。擁有1.2億人口的日本在14億人口的中國面前無疑是渺小的。而小國對於大國治理的理解往往會有片面性。很多日本媒體認為中國再次將事件定性為「偶發事件」是對日本的愚弄，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恰恰反映了日本官民對中國社會複雜程度認識不足，在與如此複雜的中國打交道時心理準備不夠充分。

學界往往為了調查一種情況而進行數字統計，但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調查，恐怕數字樣本永遠也無法完整反映出真實情況。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在中共領導下中國大陸實現了大一統，並保持了穩定的局面，而這是對中國多元文化，多民族歷史的一次困難的協調。為達成這樣的目標並維持下去，甚至必須通過武力，付出沉重的血的代價。所以，筆者認為當日本媒體提及所謂「中國社會」這樣的提法時，其對中國的理解就已經偏離了方向，這種認知的出處更多是基於「西方民主制政體下現代化法治國家」的概念，國民基於民主法治和規則形成了高度的社會共識和規範。目前，仍在發展中的中國顯然達不到這樣的標準。筆者認為，中國依然處於「地方多板塊社會」並存的狀態，而今天維繫其「統一性」的政治力量則是中國共產黨。因此所謂「中國社會」的存在感，本身就要比一個西方國家社會薄弱很多。

因此，當日媒一刀切所謂「中國社會反日」的定調一出，則表明了日本從官方到民間對中國的認識尚淺。筆者認為，事件只能表明中國的確國內存在個別極端反日且目無法紀的「潛在犯罪者」，而日本國內亦存在少數極右翼「暴力」分子。正如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林劍所說，「類似案件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而事實上，個別日本右翼分子也曾犯下暴力襲擊日本國內的中日友好團體的案件。但筆者認為這類「潛在犯罪者」絕不會成為中國國民的絕大多數，否則中國則早已「國將不國」。而日本輿論將中國社會定調反日，是對大多數善良的中國民眾不公平的抹黑，是最大的輿論誤導。且必須看到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社會治安管理難度是日本難以企及，難以想象的。這樣案件的發生令人痛心，需要深刻反思，筆者認為這也是中國政府社會治理能力不足的一種體現。但若日本輿論蓄意利用此事，用恣意關聯，激化中日矛盾，惡化兩國關係則是「政治失分，戰略短視」之舉。

中日關係怎麼走？

日本男孩被刺身亡後，日本媒體進行了大篇幅報道同時，也將相關新聞「鏈接」到了中國軍機軍艦「侵入」日本領空領海，也「鏈接」到了中國禁止進口日本水產品給日本造成的經濟損失問題上。由於關注度高，日本的商業媒體進行了多輪炒作式報道。筆者認為，這些報道和評論放大了日本社會多年在對華交往時由於中國崛起和日本衰退造成的「悲情感」和「委屈感」。可以看到，因應日本社會，選民的壓力，日本政府在事件上的表現過度強硬，不僅照會了中國駐日大使，還接連派外務副大臣訪華施壓，外相上川陽子也當面向中國外長王毅表達了不滿。

而中國方面對事情的定調顯然比被洶湧輿論「綁架」的日方更具有「政治智慧」。中方多次表達了對日方慰問給事件降温的同時，王毅指出，中方將依法調查處理深圳日本學生遇襲這起個案，也將一如既往依法保障所有在華外國公民的安全，日方應當冷靜理性看待，避免政治化和擴大化。這實際上可以認為是中方在給日本方面提醒，悲痛歸悲痛，慰問歸慰問，但作為政治家，處理中日之間任何事件都不能不考慮政治因素，更不能被商業資本利益集團綁架，否則將為兩國製造更大的悲劇。這可以認為中方官員在外交場上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一種具體實踐。也是日本的美西式民主政治的「侷限短板」暴露無疑時，中方主動為兩國關係企穩做出的努力。

無論如何，中日關係和則兩國民眾受益，中日關係亂則兩國民眾受害的道理，中日雙方的政治家都不會不懂。孩子離世是兩國關係史上的一次傷痛，但中日這兩個無法搬走的鄰居最終無論如何還是要想方設法與對方友好相處，和平相處。

本文作者系資深媒體人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