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中國醫生】很幸運　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發生期間，紀錄片《中國醫生》不動聲色地火了起來，播出僅20天，豆瓣評分就高達9.3分。攝製組用長達一年的時間，跟拍了中國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醫院裡20多位醫護人員的生存現狀，不擺拍、不渲染，做到了百分百的真實記錄。
在被拍攝到的醫生中，有三位目前正在武漢的一線戰鬥：浙江省人民醫院的何強副院長、四川華西醫院ICU的尹萬紅醫生、西交大第一附屬醫院的施秉銀院長。很多人忽然意識到，醫生們在疫情一線的奔波忙碌，才有了大家的健康平安。
有網友給《中國醫生》留言：很幸運，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着。我們對總導演張建珍做了專訪，她說：「在疫情如此嚴重的情況之下，他們真的是在徒手搶救，我更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所有醫生都可以被善待。」

文：張翔宇（一条）

2020年初，剛上線沒多久，《中國醫生》在豆瓣就有2800多條短評和77條劇評：

「在這樣的特殊時期，《中國醫生》來得正好。」 —— Sellynn

「中國醫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記我們也是普通人。」 —— 弓長小初

「看一集就哭了，中國醫生太難了……」 —— 表姐電影

《中國醫生》，是國內第一部以醫護群體作為主角的大型醫療題材紀錄片。據統計，中國醫院每天會有2000萬人就醫，但醫生卻只有400萬左右。張建珍導演說：「中國醫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生能承受這樣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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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製組將鏡頭對準了中國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醫院，進行了長達一年的紀實拍攝。每家醫院見過的醫生基本在30位左右，每位都要從頭到尾地採訪一遍，最終選出3到5位進行拍攝。最終拍攝了20多位，有世界頂級的醫學專家、有僅28歲的年輕住院醫生，還有普通的護士……絕大多數是三、四十歲的醫生，因為他們是中堅力量。

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着

孫自敏，是中國科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醫生，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臍帶血移植中心，單中心臍帶血移植數量目前全球領先。在1990年之前，整整15年孫自敏沒有救活一個白血病患者，她覺得醫生沒辦法幹下去了，因為支撐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是成就感。就連她的大學同窗同學，也死在了她的科室。最終，她卻憑藉驚人的信念和毅力，攻克了白血病。

邱勇，在法國學習、工作了8年後，毅然放棄法方提供的高薪職位，回到了南京鼓樓醫院。「作為中國的醫生，我更想為中國的病人看病」。為了能給更多的患者問診，他在醫院同時開設了5個診室，巡視式地看病。最誇張的一次，是他在一個400人的禮堂裡問診，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很多病人光掛號就排了2個月，最終發現醫生只給看了30秒。張導說：「像邱勇這樣的醫生，其實是依靠卓越的專業性，非常高效地對病人做出診斷。」

王東進，也是南京鼓樓醫院的醫生，他所做的主動脈夾層手術，是危險係數極高的一種手術。如果搶救不及時，主動脈夾層的致死率高達50%以上。因為常年進行手術，他的身體並不好。王東進很擔心：「心臟外科的醫生必須得身體好，身體不好，站台站不住是會被淘汰的。」

另外，紀錄片拍攝到的醫生中，浙江省人民醫院的何強副院長、四川華西醫院ICU的尹萬紅醫生、西交大第一附屬醫院的施秉銀院長，此刻全部在武漢疫情的一線「戰鬥」，施院長是國家衛建委組織的第三批奔赴一線的專家之一。有網友給《中國醫生》留言：很幸運，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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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生》從2017年10月份開始拍攝，每家醫院歷時1個月。進入到後期剪輯以後，又補拍了好幾次，最終的素材量竟達到了3000多個小時。這是張建珍導演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此前，她一直是一位影視研究學者。做了多年研究之後，她決定自己幹。

2008年，她的雙親曾先後被查出癌症晚期，這讓她有了在北大醫院整整一年的陪護經歷。和每個病患家屬一樣，張建珍親自查閱資料、論文，一知半解的地方就主動求助醫生。每天早晨8點，主任醫師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1、2分鐘，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時刻。父母去世後，她提交了一份醫護題材的影視拍攝方案，最終從浙江衛視向社會徵集的500個方案中脫穎而出。

鏡頭全部是跟拍的，張建珍的原則只有兩個：第一就是真實，第二是不渲染、不誇大。「這是我想追求的一種敘述方式，不會為了製造衝突和矛盾，而去渲染一些情感。可能大家會覺得平淡，但事實上它是波瀾起伏的。」紀錄片最初的名字是《醫心》，但張建珍並不想強調這一點，播出之前她主動提出了修改。

拍攝難度最高的區域：急診室

這部紀錄片一共有九集。拍攝到了腫瘤科、婦產科、血液科、麻醉科、ICU……幾乎涵蓋了醫院的大部分科室。而急診科，是所有拍攝中難度最高的。

說服病人及家屬接受拍攝，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九集紀錄片，溝通的病人不下上百位。而到公立三甲醫院看的一般都是重病。病患及家屬本來就低落，還要接受媒體拍攝。張導說：「在醫院，被拒絕才是常態。」

急診室的特點是突發性，很多病人送來的時候，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搶救時機。「光是如何把這種情況告訴家屬，急診醫生每天會進行許多次的判斷和抉擇。」

南京鼓樓醫院急診科的主任醫生王軍，就碰到過這樣的難題。一位97歲的老人從兩米高的地方摔落，在急診科搶救的過程中，心臟驟停了數次。王軍覺得搶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仍不斷地要求醫護人員進行胸部按壓，直到老人的家屬全部到場，自己更是不停地給家屬解釋病情的變化。即便醫生已經知道不可能了，但在目前這種醫患關係下，還是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家屬心裡也會得到稍許的安慰。

還有一名因為肺癌導致呼吸衰竭的老人被送到了急診室，幾乎無法救治。當時王軍建議不要採用創傷性治療再增加病人痛苦，但家屬仍堅持給老人插肺管。王軍說：「我沒辦法替家屬做任何選擇，但如果換做我，我希望他可以有尊嚴地活着。」

急診室的拍攝需要蹲守，病人突然來了，只能趕緊跟拍。每次拍完之後，張導都要求現場的拍攝導演詢問醫生病患的詳細情況。「即便拍完整個過程，攝影師也不明白醫生究竟做了什麼。因為除了醫生，所有人都是外行。如果只是拍了一個流程，就毫無意義。」

急診滿意度最低，只有不到50%

最初設定的拍攝，以危重病例優先，為了顯示醫生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藝和治療手段。但隨着拍攝不斷深入，張建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凌晨送到南京鼓樓醫院急診科的腸梗阻病人，他已經89歲高齡。腸梗阻這種病症，做手術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但進行身體檢查之後，醫生發現他還患有心臟病。

如果不做手術，就意味着等死，如果做手術，很可能下不了手術台。更糟糕的情況是，即便手術成功，術後患者仍需要在ICU裡維持生命，平均一天的基礎費用是2萬，最後的結果也可能是昏迷不醒或因為並發症去世，人財兩空。王軍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訴了家屬。但家人商量了5個小時，仍然無法作出選擇。

張建珍說：「生或死、是與非、進和退，每時每刻都在這裡交織。醫生顯得更加冷酷無情，所以在對醫生的滿意度調查中，急診最低，滿意度不到50% 。」

後期拍攝的重點發生了轉變，張建珍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鏡頭對準了普通人：「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個人頭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才是最關鍵的。」最極端的是尿毒症。病人一旦得了尿毒症，每週需要到醫院3、4次，每次就醫4個小時，跟上班時間差不多。

從生病開始，病人似乎就和醫院簽署了終身的契約。「人到了這種境地，就需要學會和病症和平相處。醫生不僅僅是給患者進行身體的治療，更多的是心理建設，只有心理健康了，病人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救治。」這是張建珍在拍攝中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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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曄，是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的住院醫生，他今年28歲，剛剛博士畢業，也是紀錄片中年齡最小的一位醫生。他所工作的燒傷科，是一個非常「慘烈」的科室。拍攝中，一對老夫妻因煤氣爆燃而導致全身燒傷，男患者老劉燒傷程度高達95%，因為家境困難，老劉的妻子被送回鄉鎮的醫院，而他也從ICU送到了燒傷科。沒過多久，因支付不起醫療費用，最終家人在沒有告知徐曄的情況下，悄悄為老人辦理了出院。

病人走後，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但學會理解並接受病人及家屬的選擇，是年輕醫生必須學會面對的事情。

最可愛的醫生：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費國家資源

腦卒中，俗稱中風，是目前中國已知的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種。因為發病突然，短時間內得不到救治就會致殘乃至致死，很多大型醫院都為此專門設置了綠色通道。河南省人民醫院、國家高級腦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就是綠色通道的發起者。

他也是所有醫護人員中，令張建珍覺得最可愛的一位。病人做手術之前，他會將可能出現的風險用手機錄音；查房的時候，見到做了3、4次手術的小男孩，朱良付會鼓勵他好好學習，將來成為一名醫生……張建珍說，「他常常默認不到一歲的小女兒，將來一定會做醫生。每天騎着電動車往返於家與醫院之間，即便隨時被叫到醫院，他也樂在其中。」

拍攝醫護人員背後的家庭，是原本就計劃好的，這是不同於已有醫療題材紀錄片的一點。張建珍說：「我不想把醫生變成神一樣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環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為他付出的家人，呈現這些很有必要。」朱良付的家庭很普通，作為醫生的家屬，他的太太、女兒和母親似乎早已習慣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時候，必須把這個人理解為他是不屬於這個家的。如果沒有這個境界，最好不要嫁給醫生。」

國家培養出一位主任醫師，大約需要歷經25年。朱良付說：「現在我44歲，很怕自己突然猝死，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費國家資源。」

84%的中國醫學畢業生不想當醫生：請善待醫生

有調查顯示，24.6%的中國醫生一周的工作時間會超過80小時。醫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職業之一。英國曾設想改變國家的醫療體系，因為醫生每天接診的數量太少了。患者如果到公立醫院看病，經常需要等3、4個月之久。他們想模仿中國醫生的工作頻率，卻導致了全英醫生的大罷工。

有人評價說，中國醫生看慣了生死卻依然對生命充滿着敬畏和熱枕。在張建珍看來，他們是一群既感動又讓人心酸的人：「這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的，醫生也是普通人，為人妻、為人兒女。在疫情面前，他們沖在最前面，為什麼？因為必須有人去做。」

張建珍也拍攝到了一些傷醫事件，但在她看來，激烈的衝突、悲慘的處境，在整個醫患關係中佔比不足5%。「將疾病作為醫患共同的敵人，一起克服困難的過程，更符合真實的狀況。”張建珍認為，幾年前很多媒體在醫患事件的報道中是不負責任的：「醫學本身是有專業性的，旁人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連基本事實都搞不清楚，一度把醫生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使得整個社會缺乏對這一職業的基本信任。」

遺憾的是，醫療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之一《刺針》（內地譯為「柳葉刀」）發表的《10年間中國醫學畢業生的培養與損耗趨勢：全國性分析》的報告中說到，超過84%的中國醫學畢業生最終不會當醫生。張導說：「像我高考的那個年代，北京醫科大學的分數比北大還要高。」但近些年，醫學院招生的數量是逐年下降的。既不能降低招生標準，又不能解決醫生的困境，是當下非常現實的問題。

近期，因為疫情的發生，朋友圈、微博……隨處可見關於一線的報導，大眾開始關注醫護群體。但疫情結束，一切生活又會歸於常態。張建珍說：「《中國醫生》在這樣的關口播出，也許是一種幸運。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醫生可以被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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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影像資料由《中國醫生》紀錄片團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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