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作家伍淑賢專訪之二】創作要老實　作品好壞無關全職與否

當時，著有《停車暫借問》的作家鍾曉陽曾於這段時間取得不少「青文」的獎項，伍淑賢回憶說：「有次她突然走上來說要拿回獎項，才知道：原來這個就是鍾曉陽。」或許不少人的美好歲月都是在讀書時期，伍淑賢也一樣，當時她亦與港大同學組織過「香港論壇」。「八十年代好多論政團體，那時以為自己好關心社會，感覺要寫一些東西發表對九七的看法，其實都沒什麼做到，只是寫寫文章。印象中那時有寫過信給戴卓爾夫人，至於內容，不記得了。」伍淑賢說這個團體裏也有人後來真的從政，現在不知還存不存在，「不過都不重要了」。
 
伍淑賢說得輕巧，這些政事也輕巧地出現在同名小說〈山上來的人〉。小說裏幾個修女學校畢業的女子，各自有不同的宿命和出路，成長記憶中修女學校規條和創傷卻一直羈絆着她們。小說裏最後一次齊聚，竟是到中文大學示威，示威內容則是當年修女學校的貪污事件，隱隱然就是「金禧事件」。「當然可以方便套入，當時修女學校有其普遍性。每個人的學校生活都可以寫成故事，雖然不是個個會寫，但我覺得總有一天要處理。」伍淑賢說政治與文學一定有關係，而且是無法避免，因為香港就是政治產物。八十年代成長過程中，整個社會都在討論九七，很難不受影響。她說不同年代都有不同政治運動，像現在的青年就是啟蒙自雨傘運動，「但直接寫沒有意思，文學不需要突顯政治，或避開，既然如此，反而可以坦白用這些元素」。在個人漫長的生命裏，政治事件好像只成為一個註腳，卻又並不那麼簡單。

「中國大陸開放後，有一些在文革裏被批鬥得很厲害的創作者，經歷了十多年的扭曲，反而因此多了很多考慮。他們被被批鬥前成就都很高，但開放後卻會疑慮這些開放是否真的，會否又有下一次。長期高壓下，有機會迷失自己，或被改造。」到底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自己？伍淑賢用一個字「老實」（integrity）。「做創作（Artistic creation）關乎的，就是對自己有多誠懇吧。對自己不老實，就會受很多事干擾，那面鏡會開始模糊，這個過程其實很殘忍。」不過，又該怎樣得知自己對自己是否老實？
 
時代轉變得太快，《素葉文學》從1980年辦到2000年，足足二十年，於一本文學雜誌而言足夠長了。《山上來的人》最新的那篇〈古古〉，在2006年誕生的文學雜誌《字花》刊載，寫的是一個上年紀的父親與「媽媽生」的半生牽連。「連偷都變了老夫老妻，我認老了，雖只四十出頭。」文學季推薦獎的評審羅貴祥教授形容伍淑賢的文字「隽永」、「睿智」。伍淑賢卻笑說寫作純粹因為自娛，「有時寫完自己再看一次，覺得好看，就交出去給別人，即便未必是好的作品，但觀看的過程還是非常有趣」。

雖然是作家工作坊，伍淑賢卻說她最享受的其實是與不同地方作家交流、閒談的時候。「在南非寫作，原來還是有政治打壓。其實香港是很有趣的城市，在出版事業方面很雛型，和非洲某些地方很相似。不是說小看非洲，而是對比下，發現原來香港這些發達的城市，出版情況反而是這樣。日本作家柴崎友香驚訝於我們會沒有稿費，有時出版社寄幾本書給你就算。當然也不是說產業化就是好。」
 
即便去了兩個月，伍淑賢仍然未覺得自己有成為「全職」作家的必要。「寫作都是一念之差的事，有些寫到有時寫不到，工作其實令你跟世界更接近。」寫作對她來說，是主要，還是次要？「寫作，是恆常狀態」，這句話被她的中學同學何式凝不斷提起。「今天就是主要，因為要答你問題。明天可能就是次要了，因為要做其他事情。」伍淑賢說腦袋裏要有寫作這件事，見到外物會受牽引刺激，會有聲音在裏面。「寫個好的開頭很重要，通常都會知道蘊釀得夠不夠。」而且，全職還是業餘，最後都看作品質素「全職可能是成因，但未必是決定性因素」。

許迪鏘說〈父親〉三篇揮灑自如，用疏離筆法寫家人感情，精彩都在生活細節，是「沒有故事的故事」之極致，為伍淑賢最初讓人看見的面孔。伍淑賢其實少談及自己，得獎總是談到素葉。作為老字號壓卷作，伍淑賢說榮幸：「因為西西是第一本帶頭，而素葉是某個年代的聲音。」再早期的一些作品，現在許多都要在圖書館才能找到，《山上來的人》本打算出兩冊，伍淑賢笑說：「對我來說固然是重要紀錄，但不覺得出版社對我會有興趣，實在太少、太散了。」《山上來的人》出版後，伍淑賢已經在校另一本散文集《日以繼夜》，並嘗試創作一些長篇。

不少人認為作家需以長篇作品為代表，「半職作家」伍淑賢認為長篇會更好玩，有更多空隙位可以回氣，整件事有趣太多，短篇有時因為限制住字數，反而發展得不夠多。現階段她仍認為自己讀得不夠多，但也希望有寫長篇的能力：「那就可以自娛得更長。」談到短篇與長篇之爭，忽然想起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拿大女作家門羅（Alice Munro），頓感兩人有相似之處：寫作時間長，卻到一定年紀才獲獎，而且也是以短篇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