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後《詩經》古史問題討論　胡適曾以社會學角度闡釋詩？

【藝文編按】《詩經》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自漢朝其被奉為經典。本文摘取自《何定生著作集一：詩經、孔學及其他》的〈《詩經》的復始問題〉一章，著重討論《詩經》研究的新方向。本書作者何定生是顧頡剛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的學生，早年即已有文章收錄於《古史辨》中。何定生的學問主要表現在《詩經》，強調復古解放的精神，他呼籲今日的《詩經》研究，應從清學的漢學壁壘中出來，以復於原始的樂歌地位。他認為惟有站在《儀禮》的樂歌地位來讀《詩經》，從人性接觸人性，才有碰到詩人靈感的可能。

《詩經》在春秋以前，原只是典禮上的樂章，用途始終離不了禮樂，這是可徵之於《儀禮》、《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而若合符節的（儘管《三禮》是後出之書）。故就禮樂的觀點看來，《詩經》可分為兩大類：（一）正歌正樂，即典禮上主要的節次（如祭祀 和饗禮）之所歌。（二）散歌散樂，如燕飲時的，「無算樂」，或「房中樂」，矇瞍常樂，或國子之所弦歌。前者是專為典禮製作的樂章， 內容與禮儀相表裏；後者是采錄入樂的詩歌，與儀節原無直接關係。 這類詩歌的來源有二：（1）出於詩人吟咏之作。（2）民間歌謠。這是 《詩經》的原始分類。從這個分類，可以解釋三百篇中為什麼有那麼 多無關禮節的詩篇（可相當於漢人所謂《變詩》）的原因—尤其所謂「淫詩」的問題—因為這不過是「無算樂」一類的散歌散樂，既不關儀節，但取娛賓，如今日的餘興節目一樣，自不能用禮儀的尺度來加以衡量：這是散歌散樂的用途，也是詩人吟詠和民間歌謠所以能 采錄入樂的理由。周樂亡後，樂章失其憑藉，漢人對於原來用於「無算樂」的詩篇，既無法獲得義理上的根據，乃不得不用所謂「正、 變」的曲說，來虛衍詩文，以附會其「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思想系統（其實這個思想體系也是漢人所創造），而三百篇的真面目大半被掩埋了。這是《詩經》發生問題的基因。

宋、清學人，對於漢人的說法，雖曾有過若干澄清工作，如鄭樵、朱子之於《詩序》，朱子之 於《詩》世次和「淫詩」，程大昌之於《國風》、《二南》，姚際恆、崔述之於《詩》本事，魏源、馬瑞辰之於《詩》樂關係等；但一涉及義理（事實上亦無不涉及義理者）問題，即又擺脫不了漢儒思想的陰霾。故二千年來，儘管文字、訓詁之學由《爾雅》、《說文》發展到戴、段、二王，而其有助於三百篇之本始解釋者仍不多；而朱子說 《詩》之通達近情，馬瑞辰、魏源論樂之親切得間，姚際恆，方玉潤之欲超越漢、宋門戶，乃至最突出如崔述謹嚴物觀之近於科學精神， 但這些成績的綜合意義之與漢人的固蔽間，也不過五十步之與百步而已。換言之，二千年來《詩經》學的流變，無論宋人如何優於漢人、 清人又如何優於宋人（胡適說），但在基本觀念上他們實在是一鼻孔出氣的，都是埋沒《詩經》的原始面目的。故吾人今日而果欲尋求三百篇的本真，第一步工作，終非從漢、宋、清學，乃至戰國之儒如 孟、荀、〈學〉、〈庸〉之學解放出來，以復於春秋以前之古不可！蓋三百篇必須回到春秋以前之古而後可覘其本始地位—例如禮樂上的 原始用法—，而詩人之意，乃可從原始的解釋得解放。這是我們研究《詩經》最終的目標，也就是在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 故實等問題之外所必須尋求的解答。

書名：何定生著作集一:詩經、孔學及其他
作者：何定生原著 車行健主編、整理
出版社：萬卷樓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民國初年，由於「新文化運動」的激盪，從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十餘年間，曾經掀起過一陣關於《詩經》問題的討論熱潮，那正是一個朝著復古解放方向走的運動。這個熱流，原為古史問題所引起，而古史問題之產生，則完全由於辨偽工作發其端，說也有趣，事情似乎純然出於偶然。

事實是這樣的：當民九年的冬天，胡適在養病中寫信給顧頡剛詢問有關姚際恆《九經通論》版本事。顧氏是胡氏在北大時的學生，精於目錄、版本之學，因此胡氏拿這事來問他。胡氏並且叫他將姚氏的 《古今偽書考》標點印行。此書顧氏在民三年就已用過功，並曾做了 一篇〈跋〉，那時他還是北大本科一年生，胡氏還未歸國呢。為了標點偽書，顧氏又把計劃擴大為《辨偽叢刊》，因此又由姚際恆轉到了 崔東壁遺書的搜求，這是胡顧師弟民九民十年間主要的工作。這時又 加入了一位北大教授的錢玄同。接著，顧氏又著手於鄭樵《詩辨妄》的輯佚工作，他從《浹漈遺稿》和《莆田縣志》中鈎稽了好些資料， 將《宋史》三百餘字的鄭樵本傳的內容擴展到萬字上下，把《詩辨妄》和鄭樵的《詩》學和《六經奧論》中的《詩經》，都從《通志》 和《遺稿》中輯了出來，工作至此事實上已進入了《詩經》問題的本 身。顧氏又因為過去曾因病中研究歌謠和吳歌以為消遣，發見歌謠與 《詩經》的樂歌關係，以故對於《詩經》的看法有了新的觀念。

到了民十二年，顧氏在上海，為商務印書館編輯歷史課本，因《小說月報》編輯鄭振鐸的要求，在《小說月報》上連續發表其〈詩經的厄運與幸運〉的長文，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有關《詩經》問題第一篇 最具爆炸性的文字。這篇文在《小說月報》上連續發表了三個月號， 寫了二萬幾千字，從春秋時期寫到了孟子就停了下來，後來也沒有再 接下去，所以到了編入《古史辨》的時候，才又改署了「詩經在春秋 戰國間的地位」的今題。雖然如此，但這二萬多字的文章，在實質上也就已經提供了攻擊漢人的《詩經》學一個全面性的戰略了。 不用說，這是作者以一個現代歷史學者的態度和方法來寫的文章， 所以此文的發表，使大家的意識為之一新。於是對於詩文的再估價很 自然的便成為一時的新風氣，例如《國風》中若干詩篇像〈野有死麕〉、〈碩人〉、〈靜女〉、〈褰裳〉、〈雞鳴〉、〈卷耳〉、〈小星〉、〈行露〉、 〈谷風〉、〈柏舟〉等的討論都是大家最感興趣的事。其中尤以〈靜女〉一詩的討論最為突出：為了詩中的「彤管」和「荑」的關係，董 作賓氏還作了一個「茅的家譜」來證明其必為一物。為了這首短短的 三章十二行詩，討論竟達兩萬字上下，也足見大家趣味之濃了。 這個時期，對於《詩經》問題作一般提出的還有胡適氏的〈談談 詩經〉一文。此文原是民十四年九月氏在武昌大學的演講紀錄，長約 四千餘字，曾刊登於《晨報》的「藝林旬刊」上。六年後—即民國 二十年九月，又由胡氏修改過，收入《古史辨》第三冊。

胡文的重點是：（一）謂《詩經》沒有楚風，《二南》就是楚風。 （二）謂二千年來的《詩經》研究，一代比一代高明。（三）用社會學的觀念釋《詩》。（四）強調文法觀念。他將辛亥年在美國用文言寫 的〈三百篇言字解〉的「言」字重新在這裏提出來，又提出個「于」 字和「維」字來作文法研究的例證。至於用社會學的眼光來說 《詩》，如引《老殘遊記》來證明《召南》〈小星〉之篇是描寫妓女生活，卻招來北大某教授的反響。平心而論，前人把〈小星〉一詩牽引 到女人身上去，已附會得可笑，何況說是妓女？胡氏顯然仍擺脫不了 鄭玄的影響（諸妾抱衾帳進御於君），想替鄭玄找個合理的解釋，所 以才有此失。但姚際恆就直斥鄭為「邪說」，真不愧為姚際恆！胡氏 是很推崇姚氏的人，卻仍不免把姚氏的意見輕輕放過，可見單憑一個 新觀念來說《詩》仍然是不夠。

論到《詩經》的成書問題的，有顧氏的〈詩經的輯集〉和張壽林的〈詩經是不是孔子所刪定的〉二篇。專論《商頌》的有俞平伯的 〈論商頌年代〉；說《二南》的有陳槃的〈周南召南與文王之化〉。張文和俞文，都是舊事重提，無甚新的見解；顧文證據薄弱，惟陳文較 近事實。

關於《詩序》的問題有鄭振鐸的〈讀毛序〉一文，不用說這是一 篇專為攻擊《詩序》而作的文章。此文在觀點上自然是與顧氏的反漢人態度一致的，其中有一部份材料還是顧先生所供給，可惜文筆軟弱，論證常不能切中肯綮，雖文長不下萬言，還遠不如顧先生的〈毛 詩序之背景與旨趣〉一文（不過千言）的精警切要。

論《詩》專著引起討論的，有顧氏的〈重刻詩疑序〉和何定生的 〈關于詩經通論〉二文。顧文對於王柏的價值，雖有意加以渲染，但 若僅就其黜「淫詩」一事而論，則也不過朱子之緒餘，無甚新意，所 不同者，朱子存「淫詩」，而王柏則欲放之而已。故《詩疑》一書若果真有價值，仍當在其讀《詩》的態度和方法上；顧文對於此點，頗 有詳盡的發揮；又對於王柏的功罪，也有持平之論。

何定生的〈關于詩經通論〉一文，乃屬急就之作。那時他在國立中山大學一年級，是顧氏的學生。在當時的讀《詩》風氣下，顧氏把姚際恆的《詩經通論》介紹給他（此書是因胡、顧二氏的提倡才被注 意的），還叫他寫批評，結果便是這篇文了。此文專就姚氏的反朱及 辨偽的獨特精神作重點的提出，但發揮仍嫌不夠。其論朱晦庵之反 《序》原委反佔頗重篇幅，不無喧賓奪主之嫌。又論姚氏見解不比朱 晦庵高明處，所引例證，亦嫌不足。

歌謠與《詩經》的關係，也是此次討論中一重要的主題。主要論 、文有顧先生的〈從詩經整理出歌謠的意見〉和〈論詩經所錄全為樂 歌〉二文。前者大意可分兩點：（一）風、雅、頌之分在聲音而不在 意義。（二）《詩經》裏面的歌謠，都已成了樂章，不是歌謠的本相， 其往復重踏處乃樂工所申述。這文發表後，因為有魏建功的〈歌謠 表現法之最要緊者—重奏復沓〉一文持相反意見，顧氏為答復魏文，兼論程大昌、顧炎武謂《詩經》中有部份為徒歌之說，才寫了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那篇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該文討論歌謠部 分，都是以後世的歌謠形式來證《詩經》，所以證驗價值不高。其用 《左傳》、《國語》所載的徒歌形式來反證《詩經》之為樂歌，及從 《詩經》的形式來判斷其成為樂歌的痕跡二點，也只有部份的理由， 而且還有解釋上的問題，所以論據並不強固。至於末段反駁程大昌、顧炎武的地方，頗多精到見解；惟其論歌誦之分，仍有問題。

魏建功的〈歌謠表現法之最要緊者—重奏復沓〉一文，乃針對 顧文的「《詩經》中的歌謠皆為已成樂章的歌謠」一點而發。其主要 觀念是：歌謠的重奏復沓，是詩人內心的要求，非他人所能強為申 述，並引用《鄘》〈柏舟〉、〈牆茨〉、〈桑中〉、〈鵲巢〉、〈甘棠〉等詩，以證其復沓處都是有意義的變化，並非純在聲音。案：此問題尚 有曲折，另詳正文案語中，茲不復贅。

魏文之外，又有張天廬的〈古代的歌謠與舞蹈〉一篇，也是為批評顧文而發。它的主要觀念是：歌謠的迴環復沓與舞蹈的節奏有關， 《詩經》中復沓的篇章，皆有其情緒上的要求，非職業樂工所能舖 張，且《詩經》時代樂器簡陋，音樂幼稚，樂工無製譜可能云。

詩的起興也是一個相當被注意的問題。討論這個問題的文字有： 顧頡剛的〈起興〉，朱自清的〈關于興詩的意見〉、劉大白的〈六義〉、何定生的〈關于詩的起興〉等篇，總篇幅不下萬言。顧文完全 主鄭樵「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的見解，說起興就是借聲起句。朱自 清則以為「從當前習見事物指指點點地說起，便是起興」。劉大白的 說法近於朱自清，何定生也淵源於鄭樵，卻說得更簡單了。

上文所引述的十八個論題，即民國二十年代前後那個《詩經》復古解放問題的主要論點。這個討論，雖時間推移十餘年，空間從上海延伸到北平、廣州等地的二十餘種誌刊，包括了北京大學、中山大學 的研究刊物，統計大小論文五十餘篇，總篇幅不下三十萬字；但事實上只是古史問題的一個流波，所以除了顧先生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和〈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那兩篇長文具有全面性的重要意義外，其餘便大都是支節或個案的討論。即如顧文從典禮上樂歌應用 的觀點來尋求《詩》樂的原始關係，而對於（一）《變詩》入樂的原 因，和（二）鄭玄對於「無算樂」的說法，都沒有積極的論述，可見 它還沒有抓住重點，故對於整個問題的解釋，終不免仍有扞格的地 方。顧文如此，其餘自更無論。不過話說回來，在五四的黎明運動中，本論集到底不失其為先驅者的意義和價值，足以提供《詩經》研究一個新方向的實例。

本編是根據《古史辨》的材料來作「文摘」式的輯錄，並略仿方東樹《漢學商兌》之例，引述各文，並加以批評。文摘專取重點，刪 削繁冗，卻盡可能保留原文。批評則採取案語方式。各篇正文皆依常 式，案語及附註則低二格。至於各文編次，大約分屬下列各類：

（一）一般綜合問題。（二）《詩序》問題。（三）專書討論。（四）歌謠問題。（五）起興問題。（六）《詩》解舉例。上列各類，雖不盡依 《古史辨》次序排列，但也無法按照文字內容作有系統的安排，因為 一篇文中往往所牽涉的不止一個問題，而文字又無法分割，雖分類也 就沒有清楚的界限了。

五五、四、十七、在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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