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皇臺站｜清遺民倡宋帝南來香港傳說 冀港英殖民地建構中原連結
今年六月二十七日，港鐵屯馬線全面通車，其中宋皇臺站正式啟用，引來一翻熱議。讀過小學常識科或初中中史科的市民都會知道，在九龍城有一個小公園，公園正前方有一巨大方形石塊，中間寫着「宋王臺」三個大字，而右方旁邊寫「清嘉慶丁卯（1807年）重修」七字。為何石刻上寫的是「王」而如今卻稱「皇」呢？
文：陳仁啟
如果大家有興趣弄明白，可以到該公園一遊，做一點小考察便會清楚。在公園正門入口處，會看到兩塊寫有碑文的石碑，左邊寫的是英文，右邊是中文，內容一樣。撰文的是本港已故著名史學家簡又文（1896-1978），碑文題曰《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文中清楚寫着：「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寔沿元修《宋史》之謬，於本紀附『二王』致誤。今名是園曰『宋皇臺公園』，園前大道曰『宋皇臺道』皆作『皇』，正名也。」這便很清楚了。
傳說南下香港皇帝非宋帝昺
其實簡又文的說法是根據遜清遺老陳伯陶太史的考證。《新安縣志》（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版）載：「宋王台，在官富之東，有盤石，方平數丈。昔帝昺駐蹕於此。台側巨石舊有『宋王台』三字。」陳伯陶考證諸史，撰《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宋皇臺懷古（並序）》等文，指出宋端宗帝昰於福州即位，建元景炎。在元軍的追迫下，於景炎二年（1277年）逃至官富埸（今九龍），在此停留約六個月，「宋王臺」便是帝昰建立行宮的地方。陳又指出，「至元十五年（1278）四月，端宗崩於碙州（自註：即今大嶼山），帝昺立。六月遷厓山，不再至茲地。然則臺乃端宗駐蹕之所，非帝昺也。」可見《新安縣志》：「昔帝昺駐蹕於此」的説法不正確。陳又認為「石刻舊稱『宋王』」是元人官修史書《宋史．二王紀》之誤，宋端宗實為皇帝，「茲正之曰『宋皇』」。
陳伯陶（1855-1930），字子礪，晚號九龍真逸，廣東東莞人。清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曾入直南書房，1906年赴日本考察學務，官至署江寧提學使並兩署江陵布政使。「辛亥革命」（1911年）後，因不認同革命及民國政府，矢志不仕，避居香港九龍城，建「瓜盧」隱居，並譖心著述。對南宋末年帝昰、帝昺逃至宋皇臺的史實多所論述。他時常邀請其他旅港遜清遺民遊覽宋皇臺，並多詩詞唱和，以抒發亡國黍離之悲。
1916年歲次丙辰，農曆九月十七日，陳伯陶邀集旅港廣東遺民張學華、賴際熙、汪兆鏞、蘇澤東等十餘人到宋皇臺祭祀宋末東莞遺民趙秋曉生日。各人吟詠詩詞，多所唱和。其後又邀約粵港兩地其他遺民互相憑弔宋末史跡，緬懷清室。得詩、詞百多篇，由蘇澤東編輯詩文集曰《宋臺秋唱》。為宋皇臺遺址再增添了一層遺民的文化色彩。羅香林稱此為香港文學之第三期，視其為隱逸派人士之懷古作品，並指出此集使「香港中國文學之懷古詩篇，遂躋於高峰矣。」
查陳伯陶對宋皇臺的史跡多所建構。《宋臺秋唱》分上中下三卷，中卷共26篇（組），以陳伯陶所發掘有關宋皇臺、九龍城的宋末史跡為主要題材，而各人加以吟詠。簡又文在碑記中多承襲陳説：「其北有金夫人墓，相傳為楊太后女晉國公主，先溺於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廟，則東莞陳伯陶碑文疑為楊太后弟亮節，道死葬此，土人立廟以祀昭忠也。至白鶴山之遊仙巖畔有交椅石，據故老傳聞，端宗嘗設行朝，以此為御座，云是皆有關斯臺史蹟，因並及之以備考證。」在此，則九龍城除了有宋帝昰、帝昺的行宮遺址外，更加添了晉國公主墓、帝昰國舅楊亮節廟、帝昰御座交椅石，還有碑記中沒有提及的二王殿村等。
洋人首將宋王臺連繫宋末史
查九龍寨城始建於清道光二十七年（1865年），城中駐有九龍巡檢司及官職更大的大鵬協副將。如果九龍城一帶有如此豐富的宋末遺跡，他們沒有可能留意不到。當時官員到侯王廟祭祀，也似是入鄉隨俗，以「酬謝神恩」，並沒有牽涉有具體的宋末史實。為何要待民國之後，才由遺民陳伯陶一一考證出來，並言之鑿鑿呢？
鍾寶賢於《九龍城．緒論：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一文中考證，首先將宋末史事與九龍宋王臺聯繫起來的是德國人歐德理（E.J.Eitel） 所著的《歐洲在中國：從開始至一八八二年的香港歷史》（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他大抵依據在擔任《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的編緝時，閲讀過一些洋人的相關著作而提出。其後何啟依歐德理的説法為據，在立法局提出「宋王臺保留法案」（Sung Wang Toi Reservation Ordince），建議英殖民政府立法保護遺跡，法案獲得通過。
那些洋人著作的論述涉及今已佚的明人張詡所編的《厓山志》，此書記載二帝事跡甚備。饒宗頤考證今存明弘治刊《厓山集》殘帙，可能即是此書，後又有明萬曆黃淳重修《厓山新志》五卷，對張《志》又有增改。饒宗頤比較《宋史》、《元經世大典》、《填海錄》、《二王本末》、《厓山集》五種史料所記二帝行蹤，發現《厓山志》一系的記載「具見輾轉鈔襲，致多訛誤」、「知《厓山集》非第一手資料，非盡可信。」而陳伯陶《東莞志》所引《厓山志》證二帝逃亡路線，也多有「紕繆疊出」。
另外，饒宗頤針對陳伯陶指侯王廟即為紀念帝昰國舅楊亮節的說法，撰《楊太后家世與九龍楊侯王廟》一文，指出「周密（編按：宋末元初文人）明記亮節與陸秀夫同死厓山之役，自非道死九龍。」又引廟中道光二年（1822年）碑文，指出宋時已有此廟。他引屈大均撰《番禺沙亭侯王廟碑》言：「廣之州，多有侯王廟，蓋祀秦將軍任囂。」而且九龍、新界、大嶼山等地皆有侯王廟，不獨九龍城才有。饒宗頣也針對陳伯陶指帝昰駕崩、帝昺登極之地碙州為大嶼山的說法，指出應在化州，而不在大嶼山。
香港地利助清遺民推廣文化論述
陳伯陶所論九龍城宋末史跡多有不實之處，但無礙其所欲發揮的作用。「辛亥革命」後，清朝覆亡，一些矢志效忠朝廷，不食民國之粟的士人，仿效伯夷、叔齊，以遺民自居，或居洋人控制的租界，例如上海、天津等地；或隱沒於鄕間。出身廣東的遺民比較幸運。由於地近香港，此處故為華人聚居之地，又為民國權力之外。他們可以既不仕民國，又能有所發揮。例如創辦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海書樓等。但嶺南向為蠻荒之地，香港更是邊垂外的邊垂，此時更由英國殖民管治。遺民們有必要為此地建立與中原文化有所連結的論述。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一文指出，通過陳伯陶對宋皇臺、九龍宋末史跡的論述，再加上遺民們通過詩詞互相唱和，並最終結集成為《宋臺秋唱》，使「香港不再是傳統避地，而是延續中原政治道統的一個南方坐標。」而「民初時刻在中國現代語境內發生的民族主義、民族象徵，也因為南來遺民在殖民地的身份和認同疑義，改寫了他們的地方感。殖民『避地』需要民族象徵，宋史遺跡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缺。」
興建港鐵宋皇臺站時發現了大量的宋元古跡，例如古井、陶瓷、瓦片、錢幣等。其中有「宋元通寶」錢幣，始鑄於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可斷定九龍一帶地區早於宋末之前已有人定居，甚至已成村落。陳伯陶撰《宋行宮遺瓦歌並序》中稱宋皇臺東面有「二王殿村」，是宋末景炎行宮舊址。農民在耕作時「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堅如石。」此古瓦是否行宮之瓦不得而知，但市民如今的確可以在港鐵站的展覽櫃中看到這些「遺瓦」。
（文章標題由編輯撰寫，原題：宋皇臺與遺民情懷。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作者簡介︱陳仁啟，教育工作者、報刊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