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喪子家庭生下「震後一代」：姐姐在的話，不會有你

去年，紀錄片《兩個星球》入圍FIRST電影展，是「震後一代」成長的影片。5·12汶川地震後，失去孩子的家庭，很多選擇了再生育。截至2018年，陸續有3542個再生育孩子出生。他們是「震後一代」，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經12歲。他們不是大地震的親歷者，但每一個都活在餘震裏，從出生起，就背負著上一個孩子的傷痕。

自述：范儉　撰文：洪冰蟾　責編：倪楚嬌（一条）

2009年，范儉開始拍攝這些家庭，一拍就是12年，《兩個星球》是范儉繼《活著》之後「震後三部曲」的第二部。《活著》講失獨家庭再生育，《兩個星球》講這些家庭平常又特殊的親子關係。

范儉導演在西寧接受「一条」採訪大時代變遷裏的小人物，是范儉最擅長的題材，代表作《搖搖晃晃的人間》、《吾土》、《的哥》，獲獎和入圍過多個國內外電影節。

今年8月，他和我們講述了震後13年發生的故事，關於時間、親情，以及生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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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儉帶著《兩個星球》來到FIRST電影展首映。44歲的他，早已是紀錄片導演裏的「長輩選手」。他長得很硬漢，話不多，語速平穩。他穿深色T恤，牛仔褲，一個人在人群裏晃來晃去，總背個帆布袋，上面印著卡通圖案，一個粉色的草莓和牛奶。

露天放映現場，有小朋友坐不住，鬧著要走。他們看不太懂，因為汶川地震那一年，他們還沒出生。城市搖晃，樓房坍塌，鋼筋水泥掩埋呼吸，他們不曾經歷過上一代人的集體創傷。而身邊的大人們，緊盯著銀幕。范儉所拍下的故事，像一團漩渦，把他們捲入遙遠的記憶裏。

震後

2009年，范儉第一次接觸到在都江堰做震後心理援助的團隊。他們援助的主要人群是失去小孩的媽媽們。表面上，她們很平靜，內心卻承受著嚴重的創傷。有的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不願意見人，有的跑到街上，像瘋了一樣地到處找孩子。

在都江堰北邊的板房區，聚集了上千個受災家庭。板房區有一個叫「媽媽之家」的屋子，教室般大，四面牆上貼著大幅嬰兒照片。一群女性在裏面，流水線般地折紙花，有人做花苞，有人做葉子，聊天的內容卻是：「我要去打針了」、「你想生個男孩女孩」。這是范儉第一次關注到震後失獨家庭。

他注意到一個40歲左右的女性，有一些微胖，特別愛說話，性格外向，有好多小姐妹。這就是葉姐，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八歲的女兒祝星雨。後來葉姐成為「震後三部曲」中的絕對的女主角。這樣的家庭有很多，熟悉了一個，就牽出一群。范儉深入了解了十幾家後，最終選擇3個再生育家庭作為拍攝對象。詩人余秀華，范儉另一部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主角，曾形容范儉的作品是「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悲愁，小人物的狹隘和遼闊，小人物的懼怕和坦然」。

面對地震這個沉重的生死命題，范儉把鏡頭探入普通人的家庭內部，歷經漫長的等待，關心他們如何在被顛覆的命運裏，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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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育：為了活下去

經過兩年的跟拍，2011年范儉完成「震後三部曲」的第一部——《活著》，英文片名是「the Next Life」。范儉這樣解釋：「再生育，對這些女性來說，是一種治療行為。她們之前已經充分建構起作為一個母親的自我認同，地震奪去了孩子，也把她們的自我給奪去很大一部分。」這不僅是孕育新生命的過程，更是這些女性從傷痛裏走出來，重獲新生的可能。

在影片裏，葉姐和丈夫祝哥把女兒的衣服一件件拋入河裏，和她告別。然後踏上去醫院做試管嬰兒的路。葉姐40多歲了，身體不太好，他們也不富裕，沒有車，要坐長途汽車去成都，再換公交車到醫院，一趟趟奔波，打促卵針，取卵泡，疼得走不動路。祝哥心疼妻子，幾次說放棄吧，不行就領養一個。但葉姐很堅持，即使經歷再多的痛苦，她也要生。然而，接連兩次人工受孕都以失敗告終。

祝哥重感情，地震之後總一個人喝悶酒，一度意志消沉。當年他鑽進學校的廢墟裏，從下午刨到凌晨3點，一遍遍喊女兒的名字，終於聽到了回應：「爸爸我在這兒。」祝哥說：「你堅持住，爸爸來救你了。」但後來還是和女兒失之交臂。他覺得自己沒有兌現承諾救出女兒，這輩子都對不起她。

夫妻倆熱切地盼望，下一個孩子依舊是女兒。范儉花了好久才理解，其實他們期待著生命的輪回，如果生的是女兒，意味著，失去的孩子又回到身邊了。 「他們記住的全是跟女兒相處的美好瞬間。如果女兒能回來，他們就可以像從沒發生過地震一樣，如常地生活下去。他們想回到過去，繼續未完成的撫育女兒的過程」。終於在2010年9月，范儉接到消息，葉姐自然懷孕了。

2011年5月，范儉在產房拍攝葉姐分娩。作為一個情緒一向穩定的人，范儉還是在孩子出生的剎那，淚流滿面，「連屏幕都看不清，幾乎拍不下去」。葉姐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孩，起名「川川」。在產房，護士把嬰兒抱到葉姐眼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這下祝老四要不高興了。」終於做爸爸的祝哥，只是望著女兒的照片，眼淚不停地流，重複著：「么兒，對不起。」

震後一代：姐姐在的話，不可能有你

拍完《活著》，范儉始終抱著這樣的疑問——「葉姐和祝哥，對這個男孩的感情是什麼樣的？」這才有了新片《兩個星球》——「震後三部曲」的第二部，聚焦震後一代的親子關係。

2017年，范儉再次來到都江堰時，川川已經6歲了，是個活潑天真的小男孩，眉眼和姐姐祝星雨越來越像。5·12紀念日那天，范儉跟著他們去公墓，祭奠姐姐祝星雨。葉姐一遍一遍地告訴川川：「這是你的姐姐，你去摸摸她。」在這之後葉姐的一番話讓范儉印象很深：「因為你姐姐的逝去，你才來的。姐姐在的話，不可能有你。」其他朋友勸葉姐，不要這樣跟孩子說，孩子會覺得自己是替代品。但葉姐不這樣想，她希望兒子能明白，自己的生命來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只是有時候，她會恍惚，摸著川川的手，怎麼摸怎麼像姐姐的。川川站在公墓裏，望著哭成一片的女人們，眼神迷茫。媽媽讓他摸摸姐姐的臉，他有些遲疑。

家裏擺著姐姐的大幅照片，全家福上貼著她的單人照，姐姐的玩具不倒翁和川川的奧特曼混在一起。這個素昧謀面的親人的痕跡，無處不在。

父子關係時好時壞，不停地出現矛盾。祝哥的溝通有些生硬，川川6歲的時候，僅僅因為用多了幾張紙巾，祝哥就斥責他，孩子嚇得不敢作聲。葉姐把孩子的手放到祝哥手上，孩子都不願意牽爸爸的手。「其實祝哥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他只是情緒比較外化，不知道如何跟孩子溝通。」范儉幾次捕捉到祝哥柔軟的，卸下嚴厲的時刻。祝哥總一個人在天台，抽煙，發呆，跟范儉訴說內心的沉悶，念叨和女兒相處的點滴，那是他的一方小天地。

有一次他竟主動喊川川到天台，訓練他丟沙包。一個一個動作地示範給川川看，看川川甩手太用力了，祝哥握住他的手，低頭吹一吹：「不怕。」川川蹦蹦跳跳的，臉上全是笑意。

隨著時間推移，鏡頭下緊張的父子關係在漸漸鬆動。「我們的拍攝，對他們沒有任何的治療作用，反倒是這種生活的慣性，孩子的出生成長，生活的秩序感，對他們是一種很好的治療行為。」范儉說。

我們在兩個星球

《兩個星球》的主角有兩個家庭。除了川川，還有一個叫冉冉的女孩。冉冉是游哥和高姐的小女兒。地震前，夫妻倆把大女兒雨雨帶在身邊，小女兒冉冉則跟著山裏的親戚住。不幸的是，雨雨在汶川地震中去世，後來他們把冉冉接回身邊。這對母女關係，有點怪。既黏稠，又彼此傷害。前一秒還好得不行，過幾分鐘就吵得不可開交。高姐總不自覺地在冉冉身上找姐姐的影子，把對姐姐的期待，轉移到妹妹身上。她希望冉冉好好念書，考個好大學。這些冉冉都知道，但孩子有自己的心思。每年五月，媽媽總是忍不住講起姐姐，范儉觀察冉冉的表情，「已經開始神游了，大人的話，像是從很遙遠的一個星球傳過來的」 。

冉冉有自己的內心世界，不輕易敞開。范儉沒有孩子，這方面毫無經驗，他想靠近她，但少女總是有厚厚的心理屏障不讓靠近。苦惱了一陣，范儉發現，她喜歡拿手機拍東西。於是他就在放暑假之前，給了冉冉一部手機，讓她想拍什麼就拍什麼。這個寡言的少女，是一個有古典主義浪漫的導演。她拍月亮，拍晚霞，拍蝴蝶和蜘蛛，守著一直拍，全是長鏡頭，然後她指著月亮說：「兩個星球。」范儉一下被這個詞迷住了。姐姐雨雨生前的一段影像，就是舉著手機在拍下雪。生者和逝者，像在兩個平行的時空，凝視彼此的世界。

好多觀眾問范儉，有沒有問過孩子，他們怎麼看待去世的哥哥姐姐。范儉曾遇到一個同樣是震後出生的8歲女孩，說她夢到過一次姐姐，因為媽媽總是說起她。然後她說：「我會想起，但不會想念。」 至於川川和冉冉，不會直接講出來，但從他們的神態可以看出一些什麼。現實生活裏，孩子們都在好好地長大，父母對他們有無限的愛與包容，也通過養育孩子重建對生活的希望。只是，這愛裏，還糾纏著對姐姐的思念，和對過去的感傷。范儉還希望拍得更久，一路拍到2028年，到孩子們成年，完成三部曲的終章。

「因為妻子，我變得柔軟」

范儉硬漢的形象之下，他的紀錄片總帶有一種女性視角。拍紀錄片之前，范儉的理想是做《焦點訪談》記者，鐵肩擔道義，非常硬核。從武漢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他在電視台做法制新聞，拍的東西生猛、粗糲。

剛接觸葉姐一家的時候，他才30歲出頭，雖然很容易和祝哥打成一片，但他不知道怎麼跟女性拍攝對象親近，和葉姐有距離感。打破僵局的是范儉的妻子臧妮，從《活著》開始，臧妮便加入范儉的團隊。她是剪輯師、製片人、錄音師、司機，也是妻子。在拍攝現場，臧妮會幫范儉觀察很多他難以察覺的東西。

有一次，冉冉、奶奶、高姐在院子里點篝火，原本范儉的注意力在奶奶和冉冉身上，臧妮提醒他，注意高姐的眼神。「那個眼神，是想要靠近女兒，卻發現女兒躲著她，又悲傷，又動人」。這些年，范儉捕捉到越來越多女性角色的情感流動。《搖搖晃晃的人間》把餘秀華的欲望拍得蓬勃生動，《活著》還原生育過程帶來的身體疼痛，《兩個星球》對母女關係的注視，對少女心思的把握，柔和、張弛有度。「臧妮身上有溫柔又細膩的氣質，我們一起生活和工作這麼多年，我肯定受她的影響。」范儉說。

在西寧，《兩個星球》放映結束，有一個女孩找到范儉。她出生在2001年5月12日，家在四川。父親在她出生當天去世。汶川地震那天，剛好是她生日，另一位至親又在地震中喪生。家人迷信，和她決裂，怪她造成了一切的不幸，連親生母親也這樣認為，兩個人無法建立正常的母女關係。看這部影片的時候，她一度無法忍受，中途就想走，但她堅持看完了：「如果看這個影片都扛不過來，我怎麼從那些陰影里走出來？」范儉很受觸動，分別時，他留下了女孩的聯繫方式。他說，他還會和這個特殊的觀眾相遇。

范儉期待用紀錄片抵抗遺忘。「好多年過去了，很少再有人關心這些人的生活，但我在那兒所看到的，在不停提醒我，巨石投入河流，波紋還在不停地在延展，哪怕過了十幾年，它的影響還在繼續。我知道那些事還在發生，我想我們要抵抗遺忘」。很多年後，范儉還是會想起很久之前的一個5·12紀念日，葉姐往每個受難者家屬手裏發了一枝花。他們說，拿著花的人，大家在這世上，就是一家人。他們鞠躬，悼念，彼此擁抱。然後像潮水一樣離開，回到看似尋常的日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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