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同罪異罰　唐代律令也難保障家暴受害婦女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仍未見趨緩，全球各地民眾多待在家中避疫，卻也導致家庭暴力案件與日俱增。據統計，僅是今年4月，家暴案件數就比去年增加兩倍。這是基於防疫措施，有些家暴施害者以病毒為藉口，稱染上肺炎需要居家隔離無法外出，進而對家人實施精神與肉體上的侵害。
隨着疫情帶來的經濟不景氣與財務壓力，可以預見未來家暴案件還會往上增加。其實唐代法典《唐律疏議》就有針對家暴制定的條例，但礙於儒家禮制，無法很好地維護家暴受害者的權益。

《唐律疏議》為中國現存最古老又完整的法典，充分展現了儒家思想。儒家禮制要求「夫為妻綱」， 律令也多單方面要求妻子遵守。因此《唐律》中，夫妻即使犯了相同的罪，由於兩人的身份不同（丈夫與妻子），所面臨的刑責也完全不一樣，像是夫犯妻予以減刑，妻犯夫則加重刑責，以夫妻二人的尊卑地位做為量刑標準，與今日的家暴防治觀念背道而馳。

唐人看來，丈夫毆打妻子，如同父母管教子女般，是相當普遍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倫常」。一旦情況反過來（妻子毆打丈夫），像是孩子對父母拳腳相向，不僅駭人聽聞，更會引起輿論撻伐。且毆夫的妻子，除了會被貼上「悍婦」的標籤，還會被冠上無禮悖逆的罪名，法理難容。即使妻子給予丈夫造成的傷害非常輕微，但光憑有毆打之事實，就可以構成罪名；反過來，若是妻子被打到渾身是血，丈夫還有減刑的可能。

可見，即便唐代已算是較有女性意識與地位的朝代，甚至唐代仕人多「懼內」，而唐代女性也多給予後世「悍妻」、「妒婦」的印象，但在法令上，唐代婦女在家庭暴力面前完全沒有任何的保障。不過唐代婦人敢毆夫，除了有源自胡人的風俗外，還與夫妻雙方的性格有關，如妻子個性強悍，而丈夫較為怯懦。但會促使妻子走上殺夫一途，其背後原因，除了因妒殺人、丈夫外遇出軌之外，家暴也是另一項動機。因長期飽受丈夫凌虐，即使吿官，法令也無法保障自身安全，只好以「殺夫」這樣的激烈手段來捍衛自己。

雖然《唐律》沒有給予婦女充分的保障，但女性還是有機會通過別種渠道來遠離家庭暴力，那就是離婚。唐代離婚有三種方式，即：七出（丈夫及其家族可要求休妻的七個條件）、和離與義絕，除了義絕外，離婚的主導權完全握在丈夫手中，妻子無權提出，只能等待被丈夫休掉或非法擅逃。而強行讓夫妻離婚的義絕，就是唐代婦女在面臨家庭暴力時，可以尋求的管道。

唐代夫妻若是鬧到必須通過義絕來解除婚姻關係，通常是發生了以下幾種情況：夫毆妻之祖父母、父母，或夫殺妻之外祖父母、兄弟姊妹等，但家暴婦女可以通過「欲害夫者」這一條，逃離施虐的另一半。經過官府審斷為義絕，類似今日法院判決離婚，夫妻關係便要強制解除，如果夫妻其中一方違背而不願離者，獲一年徒刑。

若是一不小心真的謀殺親夫致死，唐代女性同樣要面對男輕女重的刑責，《唐律疏議》「謀殺期親尊長條」載：「謀殺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外祖父母、父母者，皆斬（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明確指出妻殺夫者，一律死刑，即使殺夫兇手是小王，無論妻妾是否知情也一樣判死，最輕的刑度也是流放兩千里（約今900公里）。

而且，《唐律》裏並無夫謀殺妻的相關條例，因此只能以殺害一般人論處。《唐律疏議》「謀殺人條」載：「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與謀殺夫家親戚的女性，判刑後需要流放兩千裏相比，丈夫的刑責只需監禁三年，差異顯著。

儘管唐代已發展出了《唐律》這樣的律令制度，象徵中國往法治稍稍邁進了一小步，但基於「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家暴本身亦具有極高的隱蔽性，若受害者絕口不提，事實上旁人很難知情或插手介入，使得關於家庭暴力事件的記載非常稀少，今人也無從得知當時的家暴的發生率與家暴是否存在普遍性。如今，許多婦女團體不斷呼籲受害婦女要勇於出面求助，以便提供協助。而在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的今天，如何防疫又能遏止家暴，還有賴各國政府妥善規劃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