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中國蝗神信仰的始終：八蜡廟與劉猛將軍

起於東非的沙漠蝗蟲所釀成蝗災，來勢洶洶，亦迅速席捲至南亞的巴基斯坦、印度邊界，亦有向中國雲南一帶推進的趨勢。面對洶湧而至的蝗蟲大軍，古代中國除了以人力積極捕殺，如唐玄宗時中書令姚崇（651─721年）提出「焚瘞滅蝗」（瘞，音亦，掩埋），或「蒸蝗蟲而食之」，以及《齊民要術》記載瞭如何改良土質、以防蝗蟲生長的方法，歷朝歷代，特別是南宋以後的民間社會，更是篤信神靈可以驅蝗，其中又以「八蜡廟」與「劉猛將軍」為代表。

八蜡廟的起源

《禮記•郊特牲》有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蠟」，東漢經學家鄭玄（127─200年）注《禮記》時稱：「蠟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其中，「先嗇」指神農；「司嗇」為長管穀物的后稷之神；「農」為田神；「郵表畷」乃管田間廬舍之神；「貓虎」指防範野生動物之神；「坊」為河川堤防；「水庸」為城隍；最後的「昆蟲」，也就是會導致農作物歉收的蟲害。

安徽淮北師大歷史與社會學院研究者凌富亞、李瓊指出，「八蜡」是指八種與農事相關的神祇的總稱，如上所述，這八種神祇分工明確，分別承擔開闢道路、保護禾苗、堅固提防、抗旱排澇和驅除蟲鼠的職責。所以在中國自漢代至宋代，八蜡被長期視為農業生產的綜合保護神，享官方祭祀。

明朝建立後，八蜡廟被從官府祀典中廢除，儘管清初在關外有稍稍恢復八蜡之祭，但於乾隆十年（1745）還是「詔罷蜡祭」，從祀典之神降為民間信仰，祭祀規格也一落千丈，不過由於其信仰歷史悠久，種植百穀的地區可能都還保有八蜡廟，依舊在民間廣為傳播。可見，八蜡廟起初不僅僅只有驅除蝗蟲的單一功能，且明清方誌中的八蜡廟不排除很多是歷代修葺先秦以來八蜡廟的遺存，但已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正祥認為：「八蜡廟原為祭祀農作物害蟲的綜合神廟，後來演變為專門祭祀蝗蟲的廟。」

從抗元大將到鎮壓農民起義的將領

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章義和表示，到了南宋末年，傳統的蝗災巫禳出現重大變化，也就是從祭天轉向祭祀被神化的歷史人物，民眾將南宋初年在江淮一帶大破入侵的金兵之宋朝大將劉錡（1098年－1162年）形象，附會上景定六年（1265）蔓延至江淮地區的蝗災，祈求「劉將軍顯靈」，驅逐由「敵境」南侵的蝗蟲，將宋金戰爭、宋元戰爭中的民族意識與驅除蝗災（外患）相結合，於是出現了「劉猛將軍」。

到了清代，朝廷為了消減漢人借民間祭祀維持反清意識，「劉猛將軍」從抗金的劉錡，被改換成元末征討反抗元朝統治、江淮農民起義軍的江淮指揮使劉承忠。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敕江西等省建立劉猛將軍廟；到了乾隆年間增修《大清會典》時，將劉猛將軍列為「驅蝗正神」，神主就是劉承忠，道光十五年（1835）又「奉檄飭辦」（敕命建廟）。自咸豐七年（1857）起，朝廷屢次加封劉猛將軍，至光緒十二年（1886），劉猛將軍的封號全稱為「保康普佑顯應靈惠襄濟栩化靈孚劉猛將軍」，祀禮規格已與護國神、「關聖大帝」（三國時代關羽，？─220年）相同。

祭蝗廟宇的空間分布

陳正祥在《中國文化地理》一書中稱：「中國蝗災的分布，以黃河下游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華北以南，蝗災漸少，到了東南沿海，幾乎完全沒有，故福建、台灣、廣東、廣西四省找不到一個八蜡廟或劉猛將軍廟。」不過，陳正祥也提到華南地區的一個特例─雲南：「雲南省雖在南方，但因為是一個高原，該高原中部的濕度和雨量，和東南各省不同，而和太湖流域相似，所以，蝗災發生的也較普遍。」由此可知，中國的蝗神廟分布數量是由黃淮平原向南方依次遞減，到嶺南則完全絕迹。位處華中地區的江西，屬於中國南北交界地帶，歷史研究者孔蔚查找56部江西舊府縣誌後發現，清代劉猛將軍廟在江西有23座，分布在22個府縣、遍及全省，但分布趨勢卻是贛北多於贛南，與全中國分布情形類似。

雖然清代因官方積極倡導，各地祭蝗廟宇林立，但民眾並未把治理蝗災的希望全部寄託在神明顯靈身上。清人在歸納整理對蝗災的治理後，先後編纂出了《捕蝗考》、《捕蝗集要》、《捕蝗必覽》等一系列治蝗專着，並將理論化為實踐，在皖北地區捕殺蝗蟲的記載亦隨處可見，如光緒年間得《宿州志》載：「（乾隆）十一年（1746）秋，大蝗。（縣令）下令捕得蝗者易粟倍，於是捕蝗者眾，蝗不為害。」與唐代將蝗災視為「天人感應」不同，清代民眾多可積極補蝗以減少農業損失，對蝗蟲的畏懼、與崇奉劉猛將軍的信仰，也就隨之淡化。到了近代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冀中根據地，如阜平（今河北省保定市阜平縣）、深縣（今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以及晉冀魯豫邊區的太行軍區更是動員群眾進行「打蝗運動」，並發米一百石獎勵捕蝗的鄉民。治蝗與破除迷信並舉，中國人民也就此走出千百年來恐蝗、畏蝗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