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文化】貧窮才要頂硬上？ 學者：中產、白領過勞現象最嚴重
森岡孝二是日本關西大學的名譽教授，也是研究過勞問題亞洲第一人。
撰文：倪楚嬌（一条）
2005年，他寫的《過勞時代》一經推出，引爆了整個日本社會，再版12次，今年1月，《過勞時代》終於被第一次引入中國。
每周工作上百小時，最終選擇自殺……按圖看書中記錄的真實個案▼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也是不絕於耳，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朋友圈就會被「過勞死」的新聞刷一次屏。2016年10月5日，44歲的春雨醫生創始人兼CEO張銳，突發心梗過世。他曾坦言：「常常失眠，半夜兩三點給人發郵件，探討產品設計或者商業模式。一大早，又跑到各大投資現場，唾沫橫飛地跟人闡述春雨的商業價值。」「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晚上睡前會擔心資金鍊斷了怎麼辦，早上又打起精神鼓勵自己說，自己的產品解決了那麼多人的痛苦，這麼有價值……精神的壓力很快反饋給身體……」
2017年1月8日，國際知名的戰略科學家、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教授，因病醫治無效過世，享年58歲。在同事和學生的眼中，他是一個「科研瘋子」，有嚴重的心臟病，隨身攜帶速效救心丸。在主持的科研項目驗收前，經常連續熬夜，查遺補漏。2018年1月23日，青海大學附屬醫院一名43歲急診醫生連續工作18小時後猝死……
死於過勞的森岡孝二
連一生都在和「過勞」做戰鬥的森岡孝二，最終也沒能逃過過勞死的宿命。 74歲的森岡孝二，在2018年8月1日，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惡化倒在家中，送醫院搶救無效逝世。這一天，離他完成《過勞時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個月。
1944年出生的森岡孝二，從小生活在日本大分縣的農村，家境並不富裕，是七個兄弟中最小的一個。為了讓孩子接受教育，他的父母不分晝夜地工作。這給年少的森岡孝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紀80年代，森岡孝二開始研究「過勞」問題。當時，日本的經濟正處於泡沫之中。房價高漲，很多工薪階層窮盡一生都買不起房子，而另一邊卻是奢侈品的大量消費，大批人投資國外房產，聲稱五年之內可以買下一半的美國，似乎有著花不完的錢。人們失去了理智，討論著「能否24小時戰鬥」的話題。這一切，在森岡孝二眼裡是不正常的。
1989年，森岡孝二獨立推算出，每年日本因過勞而導致的死亡人數是17000人，比當時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數還多。「過勞死」這個話題開始在日本引發熱議。從此森岡孝二就一直戰斗在第一線，除了學術研究以外，他還支援工傷申請和訴訟的活動，擔任大阪過勞死防止協會會長，他的努力曾對日本《過勞死防止對策推進法》的頒布與實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哪怕是四年前退休後，近70歲的森岡孝二依然每天勤奮地工作，常常深夜兩三點還在寫郵件。他說：「我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倒下，所以不能留下遺憾。」
1930年，經濟學家凱恩斯有過一個預言：在100年後，人類的勞動時間每週只需要10~15小時，人們會因為閒得無聊而煩惱。他認為，一旦貧窮問題得到了解決，享受閒暇的時代就會到來。歷史上，我們確實經歷過一段「工作時間越來越短」的黃金歲月。
1995年5月1日，中國正式實行一周雙休的政策，改變了原本一周工作6天的模式。對於一些發達國家而言，勞動時間縮短的趨勢持續了1個世紀，但截止到20世紀80年代，形勢急轉直下。到20世紀90年代初，人們已經開始熱議過勞問題了。森岡孝二的《過勞時代》就試圖找出，在這個生產力發達、物質享受豐富的時代，工作時間不降反升的背後原因。
信息時代：每個人都在隱形加班
當電腦和互聯網被發明出來的時候，人們曾經期待這些新技術能夠減少工作量、縮短工作時間。然而現實恰好走向反面。過於發達的通訊，模糊了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界限，這是造成過勞的原因之一。在前不久︰《一条》發出的「過勞問卷」裡，有超過40%的人認可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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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生活，最終讓我們累死
互聯網的速度，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節奏和心理期待。以時間為核心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網上聊天時，「秒回」已經成了最高級的尊重，但同時也是最大的負擔。這是一個很好、很便捷的時代，有24小時的超市，有2小時必達的同城閃送服務，有外賣，有隨叫隨到的客服。但沒有人想過，我們既是這些服務的消費者，同樣也是勞動者。
作為買方的我們越容易選擇更好的商品和服務，作為賣方的我們就越要吸引消費者、維持顧客、抓住機會、簽訂合同，並為此而拼命奮鬥。結果，我們的生活節奏也越來越紊亂。
就像有人在《一条》的問卷裡吐槽的一樣：「作為服務的乙方，沒有太多話語權。甲方一發話，就沒有下班的可能。」而在生活場景中，沒有永遠的「甲方」。
越有錢，越過勞
在我們的問卷中，有63%的人表示，過勞和錢直接掛鉤：「經濟壓力繁重，需要養家，也想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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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如果每小時的工資很低，勞動者可以通過增加勞動時間，來增加收入；反過來，如果工資很高，就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來享受更多的閒暇。也就是說，低收入的人要比高收入的人工作時間長。但事實恰好相反。各種統計數據顯示，高收入階層比低收入階層的工作時間更長，中產階級上層白領的過勞現象最為嚴重。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工作與消費的循環」。
森岡孝二這樣解釋：「只要在經濟上多多少少有些富餘，就會在吃穿用度的每一個方面攀比，自己用什麼東西、在哪家餐廳吃飯、假期去哪兒玩、孩子在哪所學校上學，等等。現代消費的這一性質因廣告業和大眾媒體的發展而不斷被強化。」消費成了彰顯自我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一種手段。貧富差距增加，每個人都不想成為被落下的那一個，所以賺錢的慾望就會越來越強烈。更可怕的是，整個消費文化形成後，身處其中的人並不會意識到「我這是在攀比」，只會以為「這是我需要的」。
所有過勞，都是被逼的
森岡孝二在一次大學的研討課上，和學生探討過勞死的問題。有一個男同學表示：「如果一個人從工作中找到了人生意義，自發性地工作，就算累死不也算得償所願嗎？」
在《一条》的問卷中，也有超過50%的人表示，他們是「自覺加班，想要在工作中獲得更多成就」。「自覺加班」真的存在嗎？森岡孝二認為，我們經常用的形容詞諸如「熱衷於工作」、「埋頭工作」、「有幹勁」、「做得到」等等，這些詞語的背後，是渴望被別人承認，希望獲得內在充實感、成就感。他說：「如果沒有某種強制、壓力、競爭、獎勵或製度性動機的存在，純然'自發的'過度勞動幾乎是難以想像的。」無論是個人、某個公司，甚至大到整個國家、世界，過勞問題都是在相互「逼迫」中形成的。
森岡孝二在中文序言中專門提到，日本的長時間勞動，是阻礙中國縮短勞動時間的重要原因。因為目前是全球化市場，競爭關係也是全球化的。反過來，中國的長時間勞動又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的過勞問題。「在勞動時間問題上，其實全世界的員工都在進行艱難的博弈。如果世界各國的勞動者不能齊心協力，這場博弈的勝利者就不會是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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