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諮詢委員會於2017年2月28日在委員會開會後表示,業主向政府稱無意拆卸紅樓,並願意和政府討論保育方案,政府亦會積極監察,故委員會決定暫緩將紅樓列為暫定古蹟。近日,大部分傳媒報道屯門青山紅樓面臨拆卸危機的消息時,都以「辛亥革命遺址」來稱呼該棟建築物,但我們真的能名正言順地這樣叫它嗎?我們現在看見那座用紅磚砌成的雙層樓房,真的發生過什麼重要歷史事件嗎?回顧當年革命黨人對青山農場的記述,以及後來學者對此一問題的討論,可以發現答案並非一定如此……(2月27日出版的《香港01》周報,刊有全文分析紅樓是否「辛亥革命遺址」,敬請讀者留意,各大書報攤及便利店有售。)攝影:鄭子峰,撰文: 郭文德
近日,被指為辛亥革命基地、屬於一級歷史建築的屯門青山紅樓面臨拆卸危機,引發公眾要求將其列為暫定古蹟,以阻止進一步折卸行動。由於紅樓同時是國民黨在港集會地點,有人甚至懷疑拆卸行動以至舊有評級是要打壓親台份子,但追溯紅樓五十年來的地位轉變,可以發現這種意見頗值商榷。(鄭子峰攝) 羅香林是最先對紅樓歷史價值作出系統研究的學者,他於1971年出版《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一書,第十節「國父命興中會人員策劃革命運動之新界青山紅樓」中,透過文獻材料證明青山農場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再結合個人田野考察及訪問成果,將紅樓判定為革命遺址。(鄭子峰攝) 此後,雖有許多學者、文人談到「青山農場紅樓」,但至今仍未有人能超越他的引據和論述範圍。(鄭子峰攝) 當時適逢1965年孫中山百年誕辰紀念,台灣自然隆重其事,籌辦各種不同類型的慶祝活動,其中包括出版五大冊《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羅香林的論文便刊載在該書的第一冊。(鄭子峰攝) 紅樓被視為「辛亥革命遺址」的原因,源於它是清末民初青山農場的一部分。這個青山農場由香港商人李璇之子李紀堂經營,他於1895年初遇見孫中山,1900年加入興中會,隨後繼承父親遺志,於次年創辦了青山農場,一方面生產、販售農作物,賺取資金接濟革命黨人。(鄭子峰攝) 另一方面,則利用農場的偏僻地勢,收容起義失敗的成員,以及提供空間儲藏軍械、練習射擊和試驗炸彈。(鄭子峰攝) 民國建立經過數年,李紀堂因長期不在香港,加上農場生意虧蝕嚴重,故此決定轉售變賣相關產業,其後租賃該地設立的新生農場,以紅樓為辦事處,後人也就想當然地認為,往昔青山農場職員同樣於紅樓辦公。(鄭子峰攝) 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馮自由1948年出版《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也說自己曾經在1907年將七女湖及黃岡起義的逃亡者「遣至青山農場暫避,如七女湖黨首陳純、林旺、孫穩及汕尾黨首許佛童等。」(鄭子峰攝) 但是,這些一手史料由始至終只說青山農場,而無片言隻字提及紅樓這一棟建築物。如此就留下了一個重要疑問:紅樓與革命時期的青山農場到底有無關係?(鄭子峰攝) 其中有兩篇文章指認孫中山寓居紅樓的證據。(資料圖片/鄭子峰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