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微觀處因循　宏觀處躲縮　評港府《2030+》諮詢文件

政府於上月 27 日公布《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下稱《2030+》）諮詢文件，為香港於將來可能遇見的問題，提供初步解決設想。可惜，這份文件相當短視，沒有提出真正針對社會現時及未來問題的方案，欠缺面對問題的勇氣與魄力。綜覽《2030+》，不難發現它只是複製部分人眼中過去的「成功」模式，欠缺創新破格的思維。當前香港發展近乎裹足不前，亟需一份全面、深入的遠景政策文件為全港市民仙人指路。《2030+》雖說希望藉政策推動香港前進，但若然政策的視野縱深只是如此而已，則只能說它力有不逮。

前瞻性的政策是「遠景」文件最重要的內容，可是發展局會拿出來的卻是一份不觸痛癢的諮詢文件。政府大概是害怕破格的主張可能會引起社會非常激烈的抨擊，而且也許是出於政治正確而令文件未能深入討論中港關係，特別是香港與珠三角城市關係。更有甚者，政府在文件也未有深入討論香港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和政制問題。這樣一份微觀處因循、宏觀處躲縮的文件，社會難以接受。大眾期望政府能廣泛聽取民意，從歷史汲取教訓，向世界各地取經，在 2018 年完成報告時，能真正拿出一份正切時弊，香港社會能視之為指路明燈的「真．遠景」文件。

《2030+》多陳腔濫調　欠缺願景難稱「遠景」文件

遠景文件最重要的不是數據，而是願景和方向。簡言之，就是要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一個歸向點，即我們的城市在規劃之後，會出現怎樣的新氣象。舉例說，學者錢學森於1990年曾提出中國應建設「山水城市」的觀點。據其主張，城規者會利用國外建築技術，把最富中國文化內涵的山水畫、詩詞等元素融入城市建築，讓中國民眾享受現代物質文明與傳統宜居文化結合的城市。單看這樣的描述，我們是能確切感受這種願景會為城市面貌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較之下，《2030+》針對的社會癥結是兩個「老」：人老、樓老，然後它提出了一系列主張，但就是提不出一個「願景」。即文件中未來的「香港」，到底與我們當下的香港有何差別？

一份合格的「遠景」文件，最起碼須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錢學森這類大膽設想並非寡例；在香港本土也是有前例的，即1948年《香港初步城市規劃報告》（Hong Kong 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 1948（下稱《初步報告》）。《初步報告》的撰寫人是「大倫敦」規劃的設計師之一Sir Leslie Patrick Abercrombie。

Abercrombie 於 1937 年訪港30多天，翌年遞交了這份牽涉「港口建設、人口規模、房屋密度、商店和作坊、工業選址和分區、道路建設、海底隧道、地鐵系統、搬遷軍事用地、城市中心區、公用空間、新界發展、旅遊業及配套設施」等多個領域提出共14項建議。《初步報告》值得欣賞之處，在於它能洞見香港人口將急速上升與受戰火影響的亞洲企業家將會視香港為避難所，從而提出劃時代而正切時需的規劃建議。《初步報告》誠然也有其不足之處，如 Abercrombie 在規劃之時仍以轉口港為香港定位。但這也不可怪他，始終他不可能預視幾年後韓戰爆發。

《初步報告》雖然與《楊慕琦計劃》同是「不中聽」的計劃，最後均被殖民地政府「棄用」，但無論是前者主張的城市規劃或是後者的民主參與政治，都為後來香港定下重要的城市發展方向。其後港府施政，或多或少皆受到這兩份棄用文件的影響。政策上的前瞻與破格，正是目前香港所需的。

遠的先放下，我們也可以看看「近」的城規理論。傳統城規過於側重物而相對輕視人的需要，容易導致各種各樣的城市病。世界衞生組織於 1961 年提出的宜居城市四項基本要求，即注重物質上「安全」、「健康」、「便利」及「舒適」。這套半個世紀以前的理論，早已為人詬病。

現代城規更重視的是人的需要，也就是要顧及整體社會利益。本港學者鄒崇銘批評《2030+》仍不脫離「由地產主導的推土機式新市鎮計劃」模式。言下之意，就是指這種以地產霸權主導的模式因循，只能利於權貴。當代城規思潮早已指出城市發展的受益人若主要是高收入市民，發展導向的模式只會擴大貧富差距，無助提高城市宜居度。 宜居城市不應是富人專屬，而應屬於每位市民。而且，近十數年來的城規理論更重視的是城市公義、市民個人價值的實踐。近年所謂宜居城市的元素，均已集中討論建構充滿友愛、有利於市民身心健康的城市，政府在其中須擔負主動出擊的角色，確保市民在財富分配、就業、教育等各方面享有公平機會。這些主張，都是超越物質的精神面設計。

這不是說物質不重要，而是規劃中應做到兩者並重。總括來說， 以人為本的現代城規的五大元素，應包括市區老化、社會不公平、全球生態與可持續發展、城市美學及地方民主管理。《2030+》主要只回應市區老化一個課題，而生態與美學只是伴菜，社會公平與民主參與則幾乎盡付闕如。相對之下，在當下備受醜聞困擾的韓國《首爾2030》提出的遠景，反而是建構「充滿溝通和關懷的市民幸福城市」，言簡意賅。回頭看我們香港的《2030+》重物而不見人，這也是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批評其「老土」的主因。

微觀因循　只懂複製過去發展模式

正因港府官員設制往往囿於成例，欠缺破格思維，只是借用新詞包裝原有發展模式。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可數「公共運輸導向的集約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模式。TOD重視可持續發展、高效率、具成本效益。洪水橋發展藍圖正是基於TOD制定。但社會實在看不出它和舊有發展模式有多大分別。舉天水圍為例，其昔日設中央公園、濕地公園、西鐵站等，正是TOD的核心理念，但政府未從過往發展的失敗經歷充分汲取教訓，天水圍最終被外界標籤為「悲情城市」，到現在仍未找到社區發展突破。中央政策組2009年的《天水圍深水埗社區比較研究》報告，即指出有55.3%的天水圍受訪者對社區感到不滿。《2030+》複製這種問題多多的模式，到底是對是錯，社會需有公論。政府要做的是汲取天水圍及其他新市鎮的失敗的經驗，讓大眾討論新市鎮的發展方向，務求讓新市鎮切合市民所需。

政出多門、各自為政，也是過去新市鎮發展的敗因，東涌新市鎮即為一例。要貫徹城市規劃，須有高層強而有力的政策指導，統合各個部門，訂立能應對經濟發展、人口流動等複雜因素的政策；若政府只是一盤散沙，各部門之間欠缺溝通，就算有清晰藍圖，政策最終也只會偏離原意。當年政府原意讓東涌居民支援機場發展，但機場主要提供飛機維修、航空服務等專業職位，對語言、專業知識水平要求頗高。但東涌有逾半人住在公屋，機場所提供的基層工作有限，最終逾70%居民皆須跨區工作，負擔昂貴的交通費用。同樣，沙田雖為政府最引以自豪的新市鎮，但其原區就業情況也不理想，根據2011年發表的人口普查顯示，沙田的工作人口只有13.9%能於原區工作。

簡而言之，若政府一味重複舊有的新市鎮發展模式，則洪水橋、新界東北、東大嶼都會等新發展區恐怕只會重演屯門、天水圍、將軍澳、東涌等區的失敗。

宏觀躲縮　未有政治勇氣　探討中港融合問題

微觀方面問題多多，在需要更大決心處理的宏觀問題上，更顯《2030+》處處躲縮。城際規劃也是重要一環，規劃上一座城市不可能是孤島式發展。這也是發展局長陳茂波所說及的問題。按其理，政府是深知城際發展、中港合作的重要性，但《2030+》中相關的中港議題，卻多是蜻蜓點水，而所點的也同樣是新瓶舊酒，不見願景。這些舊酒包括西部走廊、高鐵、發展新界東北及港珠澳大橋等，未見新猷。宏觀規劃課題對官員能力的要求比起微觀城市佈局更高，社會也期望政府能拿出更清晰的藍圖，因為是否能捉緊區域發展態勢，事關香港未來興衰。

根據世邦魏理仕於本年5月發表的《大珠三角基礎建設展望》，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規模將在2020年達至1.7萬億美元。珠三角在2030年後只會更為發達。生活圈、交通圈的建構將加強兩地的資金、人力資源及貨物流通，對香港長遠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如此，政策更有重任，須向社會闡釋中港合作的重要性，不要讓市民戴着有色眼鏡看待區域合作，甚至成為社會發展的最大阻力。舉例說，2011年，市民朱綺華就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環評報告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最終港府敗訴及令工程延誤，遺禍至今未消。前車可鑑，如港府是次未能在諮詢階段廣納民意，以及令公眾明白區際合作的重要性，難保類似事件不會再次重演。

中港合作課題在今日香港社會極其敏感，特別是涉及區域整體規劃，往往會引起民間、特別是網民間的極大反彈；但這並不是政府避免深入探討中港關係的藉口。為政者所服膺的應是整體社會利益，當政策決定符合整體社會利益但有違大眾意願時，政府也應有所取捨，不能屈服於民粹思想。

在城際規劃角度，什麼才是最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就是要預見國家、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未來的發展態勢，從而清晰釐定香港於其中的角色，正如Abercrombie在上世紀1940年代所作的預測與針對性規劃，雖然困難重重，但正是社會需要政府規劃的主因。

《2030+》反映出政府施政沒有願景，也沒有執行力的問題，已成為現象。除城規以外，各方各面的規劃與發展，似乎都見類近問題。社會如何走下去當然是港人必須參與討論的課題，但政府也應檢討自身該如何管治下去。我們擔心的是，政府不但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反而成為一切社會問題的癥結。為了使長遠規劃得以有效落實，政府實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氣和魄力，面對深層次的社會及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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