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矛盾下對內地隔膜深　六中全會港人真的「事不關己」？

「嗯……俞正聲是這個還是這個？政協主席應該（看起來）比較漂亮。」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劉雲山與俞正聲的「大頭」前猶豫了好一會兒。記者對梁國雄、楊岳橋、黃國健、周浩鼎與林卓廷5位立法會議員來了一個「小測驗」，包括中共黨徽是什麼、政治局七常委配對、習近平的黨政軍職銜為何—結果5位議員大體上都差不多100分，說「香港議員對中國一無所知」似乎並不公道。
然而記者抽問路人，發現大部分港人只能認出習近平與李克強，把中共黨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搞錯的亦不少。到底有多少港人還願去真正了解中國大陸？
撰文：范曉鵬、黃俊傑

其實除了上文所述的三條問題外，記者還問了「你覺得中共是一個怎樣的政黨」這樣的問題。在回答的市民中，有支持中共的，有反對中共的，也有主張港獨的，但他們對管治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治下有13億中國人的執政黨、與香港僅有一河之隔的政權所知的卻不多。當然，街訪自然不能代表全數香港人，但無疑亦能反映出一定民情。

10月24至27日，中共黨內將在位於北京西長安街上號稱中國最神秘的京西賓館召開六中全會。這次會議，被視為是中共一次自我救贖、確保執政權的的努力和嘗試。包括西方在內，世界各國都愈來愈關注中共的類似動作，將之視為洞察中國未來的機會。然而，在香港，它似乎仍未引起港人任何的興趣—中共的任何變化都似乎與己無關。

香港離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飛行距離2,160公里，只需3小時；乘火車沿「京九線」自九龍北上，到北京西站距離為2,475公里，車程亦不過24小時；與上海競逐中國最繁榮城市的深圳，與香港更在咫尺間，港人只要通關即能直接接駁深圳交通網。然而，淺淺一條深圳河儼然讓中港關係形同天塹，甚至較西方世界對中共治下的中國的認識，顯得更深隔膜。

中港咫尺間  港人對內地認識少

這種隔膜，在近年愈加深沉；在不少港人眼中，認為中共黨旗的「鮮紅」似乎皆由國人之鮮血染成，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六四，無數的歷史事件衝擊着上一輩港人對中共的態度。但即便如此，上一輩港人不少還是對中國有一種「天然情感」與「天然連結」—君不見華東水災時港人出錢出力？君不見八九民運時香港有近100萬人為了支援北京學生上街遊行？

不過，香港回歸後，自2003年的23條立法到李旺陽事件、由反國民教育運動再到雨傘運動，為數不少的新一代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印象，不斷變壞，甚至出現與己無關的態度。

然而，正如記者的街訪反映，無論是視中共為洪水猛獸，還是視中共為復興中國希望的港人，對中共的理解與認知都不多。問題是，港人是否再願意認真的去面對與理解中共？

唇齒相依現實難動搖

大陸香港唇齒相依，無論從地理還是經濟上從來就是相互依託、相互支援—此一客觀事實本是老調，但在如今香港的政治語境下，卻又不得不一再重談，不得不提醒。曾經，香港在港英殖民政府治下成為一個匯聚中西、連接內外的商業貿易甚至思想文化交流中心，香港的包容性不僅令它本身成為「東方之珠」，而且更重要是它成為中國與世界的溝通橋樑，使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在革命成功後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當被問及革命思想如何、從何而來時，孫中山自謂：「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

對於香港來說，她與大陸的地理距離是如此之近，但在真實的心理距離上卻差之千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發人深省的「錯位」。

中港隔膜  多方有責

中國大陸通過香港獲取西方工業文明的政經資訊乃至社會思潮，而外界也得以從香港這個資訊集散地獲取內地的準確情報資料。及至1949年中共建政，因為意識形態的隔絕，中港之間的聯繫一度處於低潮，但現實的「臍帶」卻從未隔絕，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每每波及香港。客觀事實就是，香港的命運起伏與中國大陸彼此相連，難以獨善其身。

然則，為何會有不少香港新一代會與中共，乃至中國「水溝油」，甚至貶稱大陸人為「蝗蟲」？為何上一輩港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同胞之情—如每年一度維園燭光晚會中的「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會成為新一代的眾矢之的？也許香港本地政經環境急劇變化，才是問題根源所在。

香港新一代在成長中面對的，是中港對比轉型大背景，面對的是現實生活壓力驟升—而自2008年始的「雙非孕婦」以及相關的一系列爭議中，香港特區政府不作為、廣東省政府作壁上觀令中港矛盾一再激化；而從23條立法，再到國民教育以及雨傘運動，諸多矛盾的因由，往往都出現在「一國兩制」的具體操作上，而其中香港政府的工作方式、中聯辦的「聯繫人」角色、一些建制派中人的唯唯諾諾，以及一些泛民主派人士的危言聳聽，都成為港人與北京隔閡愈深的原因。

傳媒負面新聞迎合市場

於是，佔領運動之後所引發的港獨思潮於青年之中氾濫，並已然形成一種政治力量—不論是落選的黃洋達、黃毓民，還是成功當選但宣誓時鬧出「支那風波」的游蕙禎或梁頌恆，皆為港獨力量不斷上升的代表。在如此的社會氛圍內，香港傳媒業公信力近年也同樣持續下滑；繁榮的景象下，傳媒或被指謫有紅色背景，或被炮轟無底線地賣騷，失去成熟理性地認識現實、看待問題的意願—在這種「仇中」、港獨力量不斷上升的社會背景下，媒體為保「形象」，或為保「市場」，往往對中國作出帶有傾向性的報道，一味以大陸負面新聞作招徠，甚或以「逢中必反」掛帥博取點擊率，而對中國大陸同時出現的一些現實積極變化卻是不聞不問，這樣反過來又再造成新一代港人對中國的誤解與歧見。

然而，對中共和內地的敵視和仇恨，非但無法改變和影響大陸的任何政治運作，還將遮蔽香港的眼睛，而一個缺乏中國視野與國際視野的「國際城市」，又怎能持續向前？

事實上，經歷1978年後的經濟騰飛，內地政經和社會民生，乃至中共本身都發生了很多港人並未意識到的脫胎換骨變化。中國崛起雖然隱患與現實挑戰重重、本身並不完美，但崛起本身確是事實。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撇清與中國的關係、對中國大陸和中共視若無睹。

西方研究中國態度的轉變

不管是吹捧和貶低，是「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還是中性的和平崛起、中國模式等，這些「顯學」的出現本身便說明了中國崛起牽動世界的現實。近年，曾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提出文明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開始承認誤判，沒有料到內地的經濟增長「帶來的衝擊那麼廣泛」，並頻繁接觸中共領導人修正自己的學術觀點。實際上，開始轉變的西方人士絕不僅福山一人。

可以說，當香港社會仍沉浸在「鴕鳥」遊戲中，就是西方世界也開始嘗試着轉變態度，以一種更加客觀和積極的視角去認識中國，解構中共的成功與失敗，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其成果之豐富，其態度之認真，可能已經遠遠超過香港社會上下。而這或許才是香港社會應最感緊迫的。

港應直視內地  毋須仰視俯視

對於香港來說，她與大陸的地理距離是如此之近，但在真實的心理距離上卻差之千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發人深省的「錯位」。香港媒體的一個責任，應該是幫助港人了解真實的中共和真實的中國大陸，因為即便是視內地為對手、敵人，亦需靜下心，深刻地研究和了解對方。惟有基於一種理性客觀的認識，不管今天彼此所持政治態度若何，都不會顯得盲從與情緒化。面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香港當然不可妄自菲薄的仰視，也不宜心高氣傲的俯視。直視，才是港人最好的態度。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嗎？請購買今期《香港01》周報，或點擊此處：成為我們的訂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