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流感再毒　毒不過官僚懶政

截至上周四（2月1日），本港今年錄得95宗流感死亡個案。因為感染流感而失去生命，可能是一種「不幸」，但只要對比香港和鄰近地區的流感死亡數字，就更令人質疑，這到底真的是「不幸」還是另有原因。例如人口達2,300萬的台灣，同期因流感死亡的個案只有大約30宗；至於人口大約60多萬的澳門，官方通報的死亡個案就只有1宗；人口730多萬的香港卻死了近百人，假如以台灣、澳門的流感疫情作比較，就顯得香港的死亡數字實在高得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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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不排除是因為不同地區的衞生部門，在統計口徑上有分別。不過無論如何，香港的衞生部門都有必要解釋為何會出現這個現象。但就算撇除統計問題，可以肯定的是，香港在防控流感的一線防疫機制，明顯比台灣和澳門落後得多。

例如台灣當局早已把公費接種流感疫苗的計劃，涵蓋幼童至就讀高中的青少年，以及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士；而澳門的公費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更廣泛，就連經常接觸公眾的賭場職員、社會工作者等，亦可免費接受疫苗注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衞生人員， 會為學校或企業安排集體接種。相比之下，香港的流感疫苗接種計劃，資助範圍只包括12歲以下的小童，以及65歲以上的長者；而且資助的方式，主要是讓市民自行到私家診所接種，把政府的一線防疫責任，也以「自由市場」之名推卸給私家醫生。

其客觀結果，就是私家醫生多年來在賺取政府補貼的同時，本港的流感疫苗接種率卻一直偏低，不少市民因為怕麻煩，又或者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危機意識，而未有接種流感疫苗。據香港政府統計，只有大約一成人接種了流感疫苗，意味在現行的流感疫苗資助計劃下，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暴露於流感病毒的風險之中，亦令整個社會無法產生「群體免疫」效應，導致疫情擴散得更快、更廣、更嚴重，而政府官僚似乎一直對此置若罔聞。

試想，假如香港亦如澳門一樣，由政府安排醫護人員到學校、企業集體注射，每劑疫苗的成本只消數十元或近百元，以香港政府坐擁近萬億元財政儲備，絕對負擔得起有餘。或者有人擔心這會「與民爭利」，對私人醫療體系的收入構成影響，但防控流感的成效既涉社會整體利益，更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所謂的「與民爭利」，如果是政府為市民「爭」取最符合公眾「利」益之事，試問私家醫生的利益又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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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億撥款　未有針對根本問題

因此，當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會撥出五億元應對這一波冬季流感疫情，不禁令人啞然失笑。因為這筆資金，大多是用作追補2002年政府削赤時，多年來一直凍結前線醫護人員的增薪點，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早就應該解決，而其餘款項則用作發放加班津貼等，不但未有重新檢視整個流感一線防控機制的缺失，更遑論從根本上解決醫護人手長期不足的老大難題，一如既往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事實上，本港醫護人手不足，已經困擾社會多年，而多年來政府竟然拿不出根治之策。目前本港的醫生對人口比例，大約是1.9名醫生照顧1,000名市民，相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3.4對1,000，相差近倍。在醫護人手嚴重不足的當下，別說每逢流感高峰期各家公立醫院甚至私家醫院都會病床爆滿、人滿為患，就算在平日，市民要長時間輪候政府門診服務，專科門診非緊急新症的輪候時間要以「年」計，早已成為常態。假如要追上OECD的平均水平，按推算香港需要即時增加1.3萬名護士和1.1萬名醫生。

然而，食衞局去年中公布的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卻指，香港到2030年「只會」欠缺普通科護士最多2,727人、醫生1,575人，故提出在2016/17至2018/19學年增加50個醫科、20個牙科資助學士學額等。但無論從各家醫院長期大排長龍的現況來看，以至香港正步入高齡化社會，未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勢將面臨爆發式增長，醫護人手短缺的問題只會日益嚴峻。要知道培訓一名本地醫生至少需要六年時間，專科醫生更需要十年以上；培訓護士也需要至少三年。要透過本地培訓增加人手投身醫療體系，本應現時就需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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鴕鳥心態　讓醫療體系不斷腐爛

的確，要從根本改革醫療體系是一件非常艱巨的任務，必定會觸動部分人既得利益。政府如果想加快行動，固然可考慮引入非本地醫護人員，盡快填補空缺；如果不想「得罪」執業醫生組織，就應大幅增加培訓本地人手。惟香港的官僚卻不知何來的盲目樂觀，以為醫護人手不足問題還可年復年地鴕鳥下去，結果兩頭不到岸，無異於眼白白地任由醫療體系不斷腐爛、逐漸步向崩潰。由此看來，幾乎每半年上演一次的流感疫潮，最「毒」的不是不斷變種的流感病毒，而是政府官僚的短視、因循、避事、懶政！

類似的懶政現象，同樣在不同的社會領域不斷上演，如環保方面，源頭減費、支持回收業多年來流於口號空談，家庭人均垃圾製造量多年來不減反增，官僚任由大量有回收價值的垃圾逼爆堆填區；交通方面，電子道路收費計劃議而不決30多年，控制車量增長更成效不彰，道路擠塞情況日益嚴重；而最明顯的則是房屋問題，面對28萬宗公屋輪候申請、劏房居民創下20.97萬人的紀錄新高，政府官僚的處理辦法只是提供一些居住條件較佳的「良心劏房」，又或研究興建臨時的貨櫃組合屋，而不是從棕地、荒廢農地、丁屋用地等方面入手，就連根據合約精神回收現時用作私人會所的官地，也一直拖拖拉拉，所謂的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正正是這種避事、懶政的官僚作風而加深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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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經回歸了20年，但不少市民仍懷緬港英殖民地歲月，並非無因。假如沒有港督麥理浩提出大膽的新市鎮發展計劃，今時今日香港的居住環境恐怕將更惡劣；假如港督衛奕信礙於當時的社會壓力，令新機場「玫瑰園計劃」無了期地議而不決，香港亦不會成為今天的航空樞紐。不少港人曾經期望，在香港回歸之後，香港人「當家作主」定必會比殖民地官員優勝，只是各項社會深層次矛盾都告訴港人一個不堪的事實，一些特區政府官僚的作為，可能比殖民地時代更不堪。去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落區探望劏房戶時，表示劏房的居住環境比1960年代更差，正正是對回歸以來政府官僚懶政的強烈控訴。一眾無為懶政的官僚，不但草菅人命，同時亦不斷削弱港人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無異於刨挖香港的發展根基。假如部分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因為被指並非誠心擁護《基本法》而遭到選舉主任「DQ」，這些庸碌無為、尸位素餐的官僚，更應該被「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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