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健熙理大案非法集結罪不成立　律政司上訴失敗　維持罪脫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在2019年11月警方圍堵理工大學期間，於尖東科學館外與多名來聲援的示威者一同被捕，羅經審訊後被裁定非法集結罪不成立。律政司提出上訴，指無論羅是否有政治計算，他曾身處示威現場約40分鐘，不理勸喻離開，憑強而有力的環境證供，已足以裁定他罪成。而同案被告鄧卓儒被裁定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亦有就定罪提上訴。上訴庭法官早前聽取陳詞後，今(21日）下判辭，駁回律政司對羅的上訴，維持羅的無罪裁定；上訴庭另駁回鄧卓儒就定罪提出的上訴。

羅稱對上訴結果無特別開心

羅健熙庭外指，對上訴結果無特別開心。被問及是否擔心律政司會再提上訴時，羅回應稱：「都無得擔心。」他指律政司有權提上訴。事件至今已數年，他自覺「有啲辛苦」，因不知道訴訟結果，難以就生活作出規劃。

羅健熙原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在尖沙咀科學館廣場一帶，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非法集結，他在區域法院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羅在現場逗留40分鐘

律政司早前陳詞指，無論羅到場是否有政治計算，他曾身處示威現場約40分鐘，不理勸喻離開，法庭憑強而有力的環境證供已足以裁定他罪成。羅一方則稱，羅到場可能是出於政治動機，控方未能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

爭議非法集結毋須證明參與意圖

律政司又指終審法院就盧建民案的裁定，非法集結毋須要證明參與意圖以外的共同目的，控方只須證明被告知悉集結中的「訂明行為」，而仍然意圖參與有關的集結。惟原審的裁決顯示，原審法官仍然以為非法集結須證明額外的共同目的，如他在裁決理由提及聚集人群的目的，是抗拒警方執法。

原審官不能確定羅意圖鼓勵集結

上訴庭法官認為原審法官未真正掌握相關的案例，仍然以為額外的共同目的是非法集結罪的構成元素。惟上訴庭法官亦指，原審法官裁定羅無罪，是因為不肯定他意圖參與作出訂明行為，或該額外的共同目的。原審法官認為，羅必然知道，他置身現場會有鼓勵和號召的效果，他甚至可能樂見示威者和其他人有這個誤會，但原審法官始終不能肯定他是意圖鼓勵及號召非法集會。

羅當時沒有示威裝備亦無對抗警察

上訴庭法官指，原審法宫裁定羅無罪，並非因他對法律的誤解所致。同時，原審法官認為羅是政治人物，有可能利用群眾觀感博取更多政治本錢，他沒有一般示威的裝備，亦沒有正面對抗警察。上訴庭法官認為，原審法官的結論，雖然不一定會是其他法官的結論，但也絕非有悖常理，因此駁回律政司的上訴。

此外，同案被告、記者鄧卓儒涉藏有鐳射筆及萬用鉗，被裁定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遭判囚15個月，鄧亦有就定罪提上訴，但其上訴被駁回。

鄧稱案發時在執行記者職務

至於鄧卓儒就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提出上訴，其代表律師早前陳詞指，鄧當時是以記者的身份，執行記者的職務。鄧案發時花了逾1小時拍攝現場，他被截停時，並非身處非法集結的核心範圍，而非法集結已經結束。鄧的代表律師又指，鄧被捕時不是手握鐳射筆，萬用鉗也只是收起來的。原審法官無法推論鄧有控罪所需的意圖。

原審官有權就鄧的意圖作推論

上訴庭法官刖引述原審法官所指，鄧被捕時是早上，他獨自一人，根本沒有理由把鐳射筆帶到現場，並放在伸手可及的褲袋內。至於萬用鉗，它藏著各種小利器，可以傷人，原審法官亦拒接納鄧供稱，萬用鉗是用作調校工具說法。上訴庭法官指，原審法官有權推論鄧意圖把它當作武器給自己或別人使用。鄧一邊工作，一邊伺機加入或協助他人對抗警察，實非沒有可能。因此駁回鄧的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CACC177、217/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