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香港樓奴遍野　反思「全球最自由經濟」光環下的奴隸

香港人口約740萬，僅佔全球千分之一。按理這個小城沒有什麼「世界之最」可吸引到其餘地球人格外的關注。然而，最自由經濟體這個銜頭卻長年印在香港的名片上，或許有人羡慕香港這種榮耀，但活在我城當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　香港樓奴有幾痛苦？ 13組數字看盡絕望真相　↓↓

11月初，香港公屋聯會發表首份「樓奴指數」報告，有關指數反映香港人於住屋上正面對沉重壓力，不少港人因樓價、租金高企，未能承擔住屋開支，情況已「接近紅線」，擔憂數字若再上升，社會矛盾將進一步增加。今天的香港人，儼如變成高昂樓價、畸形樓市下的「奴隸」，也就是所謂的「樓奴」。

說來諷刺，香港本來不應該與「奴隸」這個詞沾上邊。長久以來，不少香港社會精英以至政府高官奉為圭臬的經濟學巨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正正批判政府有形之手根本無法做好有效資源配置，最終只會變成奴役人民，只有自由經濟才是國計民生的最佳出路。

香港是最自由經濟體　港人卻困在奴役之路

而香港這個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連續24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連續18年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中稱冠，堪稱自由經濟典範的香港，本應是全世界遠離「奴隸」這個詞最遠的地方。只是事實勝於雄辯，自由經濟的理論與今時今日香港的現況，顯然存在極大的反差，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七十多年前構想的自由經濟理想鄉，並沒有在香港實實在在地出現，從不同的指標來看，不少香港人都被住屋問題所奴役著。

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的調查指出，香港樓價對入息比率為19.4倍，即不吃不喝，也要19.4年才能買得起一個住宅單位，連續8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也就是坊間俗稱的「痛苦指數」最高的地區。

深諳自由經濟之道的香港地產商，也善於動腦筋，興建一些普羅大眾「負擔得來」的房屋，例如近期有一個被稱為「龍床盤」的住宅項目，最低售價為285萬港元，對比香港人最新的工資中位數16,800港元，即相當於約14年的薪水。而「龍床盤」這個堂皇的名稱的由來說來諷刺，是該地產開發商指，即使是皇帝，晚上也只是睡一鋪佔地有限的龍床而已，以此推銷這個只有131平方呎的斗室，這面積跟一個泊車位相若。

只是，不論痛苦指數也好、龍床盤也罷，有能力置業感受一下這種「痛苦」的人，可能已是較幸福──或者更貼切是沒那麼不幸的一群，因為頂著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桂冠的香港，還有近138萬人、即五分之一人活在貧窮線以下，這些無力購買、租住私人住宅單位的低下階層，唯有申請入住政府的廉租房屋（公屋），但相對於目前逼近27萬宗的申請，政府每年落成的新單位只有萬餘伙，根本是杯水車薪。

138萬人活於貧窮線下、21萬人蝸居劏房　說好的自由經濟理想鄉呢？

不少苦候公屋的基層，更只能入住「劏房」，即是業主把一個普通住宅單位分間成多個獨立的狹小出租房間，這些單位大多坐落日久失修的舊樓，居住環境本來就差強人意。據政府統計，香港有多達21萬人居於「劏房」，其人均居住面積更只有56.5平方呎，比香港監獄單人監倉的80平方呎更加擠逼。

而且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業主如何釐定劏房租金水平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目前劏房家庭要把大約四成的收入支付租金。就連負責房屋政策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也曾在探訪劏房家庭後一度眼泛淚光，並語帶哽咽地說，這種居住環境，比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還要差。深受「樓奴」之苦的香港人，是如海耶克所說般，早已在自由經濟的旗幟帶領下，遠離了奴役之路？還是在全球最自由經濟的光環下，困於奴役之路上不見盡頭？

凡此種種，實在令人不禁反思，所謂的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對香港來說有何實質意義。正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財雄勢大的大地產商，可以到處以低價收購農地，再伺機向政府要求改變成發展價值更高的住宅或商業用地。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各大地產商不斷買入新界農地作為「長遠投資」，據不完全的統計，目前香港四大地產商（恒基、新地、新世界、長實）已合共囤積逾1,000公頃農地（等同10平方里），實質控制的可能更多。別小看10平方里的土地，與香港僅一江之隔、作為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區之一澳門，其主島澳門半島，面積才不過9.3平方公里。

相反由政府控制、可能具發展潛力的土地，只剩300多公頃，當局更指不少土地形狀不規則，例如是建築物之間的空隙、後巷，以及公路或其他設施邊旁的狹窄地塊，未必適合作房屋發展之用，政府縱有增加供應紓解蝸居民困的決心，卻落得巧婦難為無米炊之困。

「完美無瑕」的自由經濟房屋計劃　推港人上樓奴之路

更加吊詭的是，這些問題，正正是過往香港政府近乎原教旨地奉行自由經濟主義，才致問題急劇惡化，造成今天難以挽回的困局。在1997年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提出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八萬五千個、亦即「八萬五」的目標，但其後樓市泡沫爆破，港府成為眾矢之的，為了平息民憤，在2002年底，政府推行一系列「大市場、小政府」的房屋、土地政策改革，例如停建由政府資助興建並用作廉價出售的居屋，促使置業人士投向私人市場；又停止定期拍賣土地，改為由地產商主動提出才會賣地的「勾地」制度，甚至一度醞釀停建公屋，徹徹底底讓自由市場主導香港人今後的居住需要。

從貫徹推行自由經濟的角度，這一系列的改革可說「完美無瑕」。但現實的結果是，地產商根本沒有多少意欲「勾地」，因為自由經濟不外乎供求，新增土地供應受限，地產商手上的土地儲備、住宅餘貨，價格自然水漲船高，坐享肥利；公營房屋供應斷炊，市民縱無奈也得追逐飆升的私人住宅樓價、租金，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多國印鈔救亡，令資產價格特別是變成「稀缺資源」的香港樓房價格升勢如脫疆野馬；而政府又因為地產商極少「勾地」而停止開拓新土地──避免政府「有形之手」干預土地市場，也造成如今政府鬧地荒，無法透過大量增建公營房屋緩解港人蝸居之困的荒謬局面。

這亦形成了一個與海耶克所描繪的相反景象，香港政府以自由經濟之名，實際上卻是長時間坐視，甚至助長地產商把持香港土地、房屋資源分配的命脈，令地產霸權成為「獨裁者」，不少港人要為求片瓦遮頭，中產人士要把相當部分的收入「痛苦」地繳付長達25年甚至30年的房貸；買不起房的基層蝸居在狹小而昂貴的私樓甚至劏房單位；大學生寧可不升職加薪，犧牲事業發展黃金期以符合輪候公屋資格，視成為草根一族入住公屋為「人生勝利」；最近甚至發生有爸爸為省下劏房租金供養內地妻女，每天屈居租金40元的網吧，終在網吧心臟病發猝死的悲劇。假如自由經濟能夠帶領人民離開奴役之路，又如何解釋這些活生生、血淋淋、荒誕、扭曲的「樓奴」現象？

雖然，現屆特首林鄭月娥以解決本港房屋問題為施政重點，但是，她縱有惠民之心，卻仍未有解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繼續以為自由經濟是解決房屋問題的法寶，就如她以「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名義，推出公私營合作住屋計劃，鼓勵持有農地的地產商，主動就更改地積比率、改劃土地用途等作建議，但須發展六至七成的公營房屋。

依賴地產商解決蝸居民困　政府與虎謀皮

然而，在自由經濟下，商人的本質就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根本沒有任何責任為買不起樓、租不起房的人解決住屋問題，也沒有任何責任代政府紓解社會對「樓奴」現象的怨氣，一如當年的「勾地」制度一樣，政府憑甚麼相信地產商會突然「大發慈悲」，將房地產生意當作政府的福利事業，為蝸居港人而不是股東謀取最大福祉？

所以必須思考的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個名銜，到底是帶來光榮的桂冠？還是一個帶來苦楚的荊棘冠冕？又或者，香港政府是否過度盲目地追求原教旨式的自由經濟，卻忽略了一個有承擔的政府必須扛起的責任。

就如經常被拿來和香港比較的新加坡，其政府對於土地、房屋供應高度介入，80%國民居於公營房屋，就連新加坡總統哈莉瑪．雅各布（Halimah Yacob），在擔任此職前也是居於政府組屋。而新加坡政府在立國之初，便推行《土地徵用法》，列明政府有權徵收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再按市價向地主賠償，而這種徵地手段，在香港往往被描繪為共產、抄家、剝奪私有產權，令香港的《收回土地條例》儼如法律叢書架上陳封多年的擺設。

新加坡珠玉在前　香港缺的不是土地

惟這就代表新加坡不是一個自由經濟嗎？至少在國際機構眼中不是如此，雖然新加坡在文首提及的兩項自由經濟評分，都僅次於香港，但偏偏「私有產權」的分項評分，反而高於香港。背後邏輯很清楚：新加坡政府重視自由營商環境，也重視私有產權，但他們沒有將房屋視為自由經濟下的單純商品，土地、房屋更不應成為少數人圖利工具。

被譽為新加坡「城市規劃之父」的劉太格早前接受《香港01》專訪時，一針見血地道出香港「奴隸」的底因，直指香港所缺乏的根本不是土地：「你們（香港）的問題是，政府有沒有能力把土地拿過來做開發……第一政府拿不到手，第二政府沒有規劃。沒有規劃方案，怎麼知道什麼地方要用地？」

特區政府對於被評為最自由經濟體趨之若鶩、每次獲評最自由經濟體時都大書特書，但「樓奴」現象正好對那些盲目謳歌自由經濟萬歲的社會精英和政府高官們狠摑一大巴掌。但他們真的不知民間疾苦嗎？

當特首也淪為樓奴　教普羅大眾何堪

猶記得特首林鄭月娥此前接受一個電視台專訪，連她也慨嘆樓價太貴，她在2016年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曾打算置業，但她服務政府多年累積的700萬元長俸，當時在灣仔區連300方呎單位都買不起，就算再加上積蓄，也只能在遠離市區的新界購買一個說不上寬敞的單位，最後更沒有買成。而自從她在2017年3月當選特首以來，直至2018年10月，由政府編制的樓價指數再上升了18%，恐怕特首的置業夢也愈來愈難圓。

或許，香港特首的慨嘆，折射出歌頌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她，原來也只是云云「樓奴」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