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跳出政治對立 胡志偉：香港做鴕鳥一定輸
訪問在胡志偉位於立法會綜合大樓的議員辦公室進行，但那裏沒有高高在上的華麗裝飾，甚至簡單得有點像地區辦事處。「我作為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當然要帶隊去大灣區考察。另一方面，大灣區的發展將影響香港的社會經濟，考察有助我研判粵港經濟合作關係，所以我應該去。」一開始，胡志偉像聊家常一樣，隨手把一雙拖鞋塞進旁邊的英殖風格木櫃裏。木櫃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轉贈給他的，辦公室內還有一張同一時期的木枱和木凳，「這都是舊政府總部丟出來的東西，起碼有20幾30年歷史，但我就是喜歡它們的樸實、無華、耐用，不像現在那些『岩岩巉巉』。」
經國務院審批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綱領即將出台，立法會亦計劃於下月20日考察區內五個城市，並邀請特區官員及當地領導同行。在追求「政治正確」的當下，這對民主派而言確實是個考驗——「去」或會被標籤和建制「行埋一齊」、「出賣香港」，「不去」又會被批評是井底之蛙、故步自封。目前除了胡志偉，只有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繼昌、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莫乃光表明會隨團，大部分民主派議員仍猶豫未決，而朱凱廸和鄭松泰則表明無意參加，後者更說擔心返回內地會有危險。意識形態包袱之重，可想而知。
「你聽我講這麼久也知道，我講話就像『講故佬』、『講書佬』，沒什麼soundbite，但我總覺得，作為一個政黨，你的整套思路才是最重要的。」一個半小時的訪問下來，胡志偉竟然就「大灣區是否經濟融合」這問題，耐心地解釋了不下十遍：「我不贊成用『融合』來理解大灣區，我怕被人曲解我的意思。『融合』這詞彙，本身就被賦予這樣那樣的意涵，有人甚至會將劣質的那一面擺出來，什麼『以大食小』。我是嘗試用另一種脈絡來分析，在這個發展策略裏面，香港有其位置和優勢，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你如果視而不見，一定會對香港不利。」
中港經濟1980年代開始融合
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碩士畢業的胡志偉，自1999年起連任黃大仙區議員，至2012年晉身立法會，2016年底更當選民主黨現任黨主席；不過，大家對他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他去年4月拋出的「特赦佔中和七警大和解」，建議林鄭月娥就任特首後運用《基本法》第48條，赦免所有佔中犯人，「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以政治手段修補因政治矛盾導致的社會撕裂。胡志偉的原意雖好，但因未在黨內討論，及未與泛民主派取得共識便拋出建議，在意識形態分明的氣氛下，遭左中右各界一致批評，最終不得不致歉並收回言論。那一跤摔得那麼重，難怪他在是次訪問中，五度自言他要「小心」回答問題，「我作為黨主席，要照顧很多同事的情緒和考慮。」
儘管胡志偉一直避免以「經濟融合」來理解大灣區，但他又打趣地反問：「早在1980年代，香港不是已經和深圳、廣州、東莞『融合』了嗎？當時我們帶動了整個廣東省的經濟發展，制度上當然沒有融合，但在經濟上，怎麼可能不『融合』？在今時今日，我們有數以萬計的港人在內地生活設廠、退休定居，這些又算不算『融合』？問題不是『融合』不『融合』，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整個發展脈絡就是那樣。我不可能不看，然後閉上眼，自己紙上談兵乜乜乜。」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在土地及人力資源的吸引下，大量本地工廠北移，並逐漸發展出「前店後廠」的經濟合作模式，繼而成就了本港以金融、物流、地產及服務行業帶動的經濟騰飛。即使到了1990年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並不明顯，港人也不太抗拒與內地的「經濟融合」；那時粵港兩地物價差異巨大，每逢周日，不少港人都樂於前往珠三角地區消費、度假、旅遊，那氣氛更直接推動皇崗口岸於2003年起實施24小時通關。然而，後來的「自由行」政策導致大量內地旅客湧入旅遊配套設施未有相應提升的香港，令港人承受不少惡果，繼而激化中港矛盾。
事實上，民主黨對「經濟融合」也不感陌生。在2010年底，全國人大審議俗稱「十二五」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規劃草案後，翌年5月本地立法會議員梁君彥曾經提出《推動粵港區域經濟融合》議案，以配合「十二五」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在辯論的過程中，反對議案的陳偉業用政治的角度批評該項經濟動議，認為「融合」是指「香港將成為受中央管治的一部分，會受中央政策支配」，陳又質疑議案會「在『一國兩制』下，使『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情況完全滅亡。」不過，時任八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的何俊仁、李華明、涂謹申、張文光、劉慧卿、李永達、甘乃威及黃成智，沒有就議案發言，而且全投贊成票。
了解中國發展關乎港未來
根據立法會會議記錄，連當時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也認同該項議案的精神，認為在互助、互利、互信的前提下，香港應該積極參與國家長遠規劃發展，否則就會被拋離，故此公民黨完全支持人流、物流及資金流盡快融合。然而，時至今日，「經濟融合」幾乎成了民主派的禁語。
事實上，民主黨對「中港關係」的發展，一直有很清晰的論述。根據其政策總綱有關「中國與香港關係」一章，其中第5條列明，「香港人的角色是立足香港、建設香港、以對中國發展作出貢獻。為中國發展貢獻力量時，港人應採取多種形式的接觸。穩定的中港關係有利於實現香港人的角色」，而第6條亦指，「中國大陸和香港應發展多方面的關係，包括建立在經貿、科技、文教、康體、環保及其他多方面廣泛的交流合作，使香港能在中國的社會和經濟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透過香港的國際聯繫，促進中國大陸發展與外地的交流活動。」
用胡志偉的話來說，「我們至今一直在實踐這套想法和邏輯。民主黨從來不排除、不抗拒、不拒絕在需要的時候，多些了解、多些掌握、多些研究關乎香港未來的重要環節。有些政策是無法避免地需要兩地政府合作，那麼我們也樂意與對方保持對話和溝通，這有助香港可持續發展，同時也是貢獻內地。」只是，這種聽起來「理所當然」的「理念」，在「實踐」的過程當中，總是不能「為所欲為」，尤其在港人對中共十九大提出之「全面管治權」甚為抗拒的當下。
記者忍不住問：「民主黨不是很尷尬嗎？你們知道『經濟融合』的發展大勢，認識『粵港澳大灣區』的危機與轉機，但總免不了會被一部分人負面解讀，說你們『賣港』、說內地『以大食小』。政治氣氛敏感如此，你們還能怎樣保持溫和理性？」胡志偉淡淡然地笑了笑，說：「所以我接受你的訪問，其實我知道（可能被誤解的）風險……但是，如果我們躲起來做鴕鳥、不去了解不去面對，香港不可能在這場龜兔賽跑中突圍而出！」
港具三優勢 助灣區推動創科
「龜兔賽跑的故事，你說最後是誰贏？是烏龜，不是白兔，所以很難說。大家都在比賽，很難分勝負，如果白兔驕傲的話，也會落敗。」香港電台的電視紀錄片《鏗鏘集》，曾於2002年拍攝港人到廣東省置業及旅遊的故事，其中一名經常北上玩樂的女士在節目中如是形容粵港兩地的經濟發展。湊巧的是，16年過去，進一步推動粵港經濟融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即將啟動，胡志偉也形容這是「龜兔賽跑」，儘管他認為香港目前仍有起碼十年的優勢，「但是就算有十年優勢你也不能故步自封，反而應該加大投資，打開壁壘。」
以大灣區各地政府銳意推進的「創新科技」為例，胡志偉認為香港具備三大優勢，一是對知識產權的維護和保障，二是法治系統可以確保科研成果行銷至全中國、全世界，三是強大的金融體系可以支援創新企業的出現，而如何令這些優勢進一步推展，繼而輻射至大灣區，就是政府的一大難題，不然這個發展「機遇」就會變成「危機」。據記者粗略統計，胡志偉在整個訪問當中，十六次提到大灣區發展對香港的「危機」。
他解釋，一方面，深圳及東莞等地的科研力量強大，香港若無法成為主導的持份者，就無法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匯聚，屆時就真的只能是「搭便車」、「搭順風車」而已；另一方面，儘管「搭便車」也可能為香港帶來不少經濟收益，「就像從手指隙當中漏些給你，我需要你幫我核數就核數、上市就上市，但這絕對不利於我們的經濟結構，我們必須致力促進產業多元和轉型。在旅遊、物流、金融及地產等支柱當中，我們現在只能依賴後兩者，但這是不理想的，金融業和地產業本來應該是服務實體經濟的背景，但在香港卻一直被發展成經濟主體，這很明顯是個『危機』，如果有人認為這樣還不算是『危機』，那我無話可說！」
「如果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社會認識到這是一個『危機』，如果我們不想僅僅是『搭便車』而是『當龍頭』，我們一定要改變自己的心態——社會能否改變自己成為一個接受失敗的社會？政府能否改變自己不再是那種充斥官僚架構和繁文縟節的政府？」胡志偉沒有提及的另一種「心態」，或許就是大家放開「逢中必疑」的意識形態，把「危機」變成「轉機」。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於2016年所撰《意識形態與中國經濟動態》一文所指，「意識形態經常給經濟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凡是用意識形態治理經濟的，國家就發展不好；凡是本着實事求是的，經濟發展就健全」，他又舉例指，鄧小平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主張把市場視為一種沒有意識形態的工具或技術手段，走出意識形態困局，成功帶動經濟發展。
吳家瑋1990年代倡「深港灣區」
胡志偉並非首個提出港人要改變「心態」看待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人。早在1990年代，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前全國政協委員吳家瑋已經率先提出「香港灣區」及「港深灣區」的概念。當時深圳特區剛剛成立，香港就像「大佬」一樣，吳家瑋遂提出建立以兩市為核心的「深港經濟圈」概念，從香港北上，進入一線的深圳特區，再穿過二線的寶安、東莞，隨後向西走進入南沙，然後南下中山、珠海和澳門，以組成一個可以與美國舊金山灣區媲美的大都會。不料，由吳家瑋構想的這幅發展藍圖，要事隔近30年後才能真正落實。
吳家瑋去年底接受廣州市政協出版的雜誌《同舟共進》專訪，恰恰談到香港人面對這些灣區發展的「心態」問題。作為有社會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在提出「香港灣區」當時，他很自然地認為，「香港是珠三角的領頭羊，這些事情應該由我們來做」，然而，當時大部分香港人卻非如此，而是抱有一種「過路心態」，「過路人的眼光一般不會看得太遠」。吳家瑋解釋，在上世紀50、60年代，大量內地難民湧入香港，當時他們只想解決溫飽問題、想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賺取最高的暴利，並沒多想社會應該如何持續發展，「等不及深耕細作，什麼都要快，都要投入少回報高，造成短視和狹隘」，至香港於1997年回歸至今，仍有不少人受「過路心態」影響，當中包括那些只注重經濟發展的政府官員和企業高層，不懂得從長遠大局思考。
諷刺的是，吳家瑋早於2001年卸任科技大學校長之際，接受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評論》訪問，當時他已痛斥回歸前的香港只是一個買賣社會，缺乏商業社會應具備的廣闊視野，而體制又比較僵化，只懂得等候英國人從幾千公里以外發號施令再按章辦事。惟至今有關官僚問題仍然存在。
而在那個人人競相說着香港應該積極發展高科技的年代，吳家瑋已經指出，港人對「高科技」概念的理解偏頗，以為只有「IT」，甚至狹窄到只有「網絡經濟」，他當時就預言，香港的創科發展有可能一飛沖天，也可能一敗塗地。而如今，毗鄰的深圳創科產業一日千里，但我們仍是前路茫茫。
吳家瑋也好，胡志偉也罷，撇除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他們對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路向和阻力，或許有着一樣的憧憬和擔憂。
訪問結束的時候，胡志偉談起辦公室內一張鋪着蘇格蘭格紋的咖啡桌，說那原本是香港眾志羅冠聰的「枱腳」，自從羅因「宣誓風波」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後，那「枱腳」就被胡志偉變成咖啡桌。他很滿意這個舉措，一直誇讚咖啡桌很硬淨、很實用，就像那幾張英式家具：「我也是這種風格的人。我老婆經常問我，『我靚唔靚？』我說，『靚唔靚我就唔知，但靚唔靚料我就一定知。』」
上文刊載於第10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12日）之「透視大灣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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