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以創新為靈魂　香港不做龍頭做什麼？　　

灣區並不是抽象概念，更不乏前師。目前全球經濟總量60%集中於入海口區域，依灣而生的城市群以互補資源集群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龍頭和產業革新重鎮。粵港澳大灣區由廣東省九個城市與港澳兩地組成，經濟總值僅次於全球三大成熟灣區。距離我們最近的東京灣區，以僅佔日本國土3.5%的面積，承載了全國兩成人口，貢獻了三分之一GDP。另外兩大灣區——美國三藩市灣區及紐約灣區也有相似景象，地理上緊密相連的城鎮突破行政區劃的限制，在經濟資源配置上互補不足，配合便利的對外運輸網絡，形成了高度協作共榮的有機體。灣區有什麼共同特質？又是在什麼因素驅動下，不同城市可以擺脫惡性競爭束縛，形成大型都市圈的協同發展？

科研、融資　香港未來的著力點

「創新是灣區的靈魂，」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毛艷華接受《香港01》採訪時指出，「幾大灣區都是全球重要的創新高地。」誠然，東京灣區是Sony、日立、日產等38家世界500強企業的誕生地，三藩市灣區則擁有世界創新科技中心矽谷，聚集了Google、蘋果、Facebook、Uber等科技巨頭的全球總部。粵港澳也有創新立灣野心，國家發改委和粵港澳政府於2017年7月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合作原則首條便是「創新驅動」。兩會期間，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再呼籲粵港澳加強創新合作，特首林鄭月娥也表達了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希冀。

擺在面前的事實是，在開拓創科產業上，香港已被近鄰深圳拋離，林鄭政府首份財政預算大手筆在創科領域投放500億元，其中大量用於加強基建，其實暴露了香港長期以來創科發展的停滯。當深圳南山區委書記豪言「對標矽谷」時，香港在大灣區創新立灣的布局中如何發揮自己的角色？

對於香港在大灣區的定位，可用習近平2017年來港時的講話做參考，他形容香港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中介，承載外來投資和境外融資等。此後官方話語對灣區創新的論述，昭示香港將在科研、融資等方向為創新出力。

在這方面，三藩市灣區的經驗值得參考。

三藩市灣區啟示　投資造就創新

作為美國加州北部的大都會區，三藩市灣區包括三藩市、聖荷西、奧克蘭等101個市鎮，它們以與香港相近的人口數量，創造出超過香港兩倍的GDP，2016年人均GDP高達9.9萬美元（約77.5萬港元）。三藩市灣區委員會資深總監、灣區經濟論壇主席蘭道夫（Sean Randolph）告訴《香港01》，三藩市灣區的創科產業有很好的基礎，包括史丹福大學及加州大學四個校園，還有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大量獨立實驗室，「機構間溝通合作的壁壘愈低，信息流動就愈快速、愈自由，愈可能產生大的創新成就。」他說，資金也很重要，「現在不論校園還是（企業）孵化器的周圍都有大量風險投資資本，等待將一些意念變成一項技術，甚至成立一間公司。」

創意，投資，然後成功，這是創業故事的浪漫版本，也是稀有版本，事實是大多數創業者都以失敗結尾。「在世界很多地方，你想創業，你失敗了，這就是故事的結局。而我們尊敬失敗。」蘭道夫說，在三藩市灣區，投資人和創業者都十分清楚，創新是高風險遊戲，人們第一次嘗試常常會失敗，但第二次、第三次就有更高機率成功，大家願意承擔這樣的風險。

學者：龍頭之爭體現狹隘心態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執行所長曹鐘雄認為，粵港澳灣區的科研人才和水平並不輸人。香港擁有六間世界排名前500的院校和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廣東則有華為、騰訊等大企業，科技產業十分蓬勃。下一步是在資源整合中轉型，香港可利用其國際視野和特殊的制度和法律環境，順暢對接國際資源，幫助內地由製造業向科技創新轉型，自身也從傳統金融中心向科技加金融轉型。「科技是一個產業……單獨講香港創新科技猶如『無本之木』，需要和整個大陸、珠三角融合。」曹鐘雄分析。

毛艷華亦強調不能「各做各的」，「灣區的意義就在於城市間強強聯合，協同發展，最終大家都能在聯合體的整體發展中得到好處。」粵港澳灣區中的各大城市顯然仍要切換思維，前期熱鬧的龍頭之爭就是例證。前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曾表示，香港在大灣區中具領導地位，內地媒體則多認為，GDP最高、創新優勢明顯的深圳無疑是龍頭。

「都想爭老大，沒有意義。」曹鐘雄認為，龍頭之爭體現狹隘心態，應淡化相關話題，大家應該像「合夥人」，對外緊密合作，對內也不排除競爭，「客觀上，深圳發展不好，香港也不會好，反之亦然。」

中央的盤算中亦是如此，當各地還在以各自利益為出發點想要分多一杯羹時，北京思考更多的是怎樣統籌能令資源合理分配，使整個區域利益最大化，從而為中國整體經濟轉型注入新活力，探路「中國式開放升級版」。換言之，大灣區是為整個國家大局服務的，小我的利益也許需要為大我讓路，港府必須深諳這一點，並讓港人知悉。

毛艷華指出，隨全球價值鏈分工深化，各國已從過去注重海關貨物流量的競爭，轉變為吸引全球創新要素集聚的競爭，粵港澳有互補優勢，然而多年來科技和金融領域合作不足，沒能形成良好的產學研鏈條。香港政府2018年財政預算中百億元用途包括支持中下游研發，顯然意識到此前存在科研不落地、產業鏈不暢通問題。

政府、市場　孰輕孰重？

推動創新產業發展，需巨額資金及長遠規劃，市場與政府在當中的作用孰輕孰重，各方眾說紛紜。由2009年廣東省政府部門和北京大學牽頭的《大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提出「灣區發展規劃」概念，到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正式寫入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發改委與三地政府簽署框架協議，中央政府顯然接過了牽頭者角色，「加強頂層設計」。特區政府也坦言，要等待中央推出具體規劃，才會知悉自身角色和優勢。

縱觀全球灣區經濟，發展模式當然不只「由上而下」一條路，蘭道夫即指出，來訪中國政企團隊經常問他：「政府做了什麼才創造了現在的環境？政策是什麼？」他總會慢慢解釋，灣區沒有區域政府，而中央政府也沒有權力命令人們按章辦事，「（灣區的創新經濟）是一些自然、自發的東西的結合」，並不是基建先行，相反，企業、委員會等會根據需求，去推動各地政府改善基建。

三藩市灣區可謂「由下而上」典範，但發展模式需因地制宜，東京灣區則展現截然不同的規劃思路。1950年代東京有六大港口，互相競爭而少有整合資源以提高效率，有見及此，日本政府1951年制定《港灣法》，至1967年，日本運輸省港灣局又提出「東京灣港灣計劃的基本構想」，明確各大港口分工定位，如東京港負責輸入和內貿，橫濱港則負責輸出和國際貿易，川崎港主要是原料和成品的進出口，藉此形成「廣域港灣」，化無序競爭為優勢互補，增強東京灣港口國際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港口群亦面對相似挑戰，香港、深圳、廣州都擁有吞吐量世界排名前10位的港口，合在一起無疑全球稱冠，而在如今各自為政格局下，港口間免不了激烈競爭，曾在東京大學訪學、熟悉東京灣實踐的毛艷華即認為，中國可學習日本做法，整合及協調區內各大港口，從而發揮協同效應。

不過，他國成功之道不一定可完全套用。曹鐘雄質疑：「首先，香港、澳門這種制度決定了中央不可能有絕對的資源配置能力去左右香港做什麼。」按他所論，政府不可能完整規劃灣區分工。以東京灣區為例，成田和羽田機場曾各有定位，分別服務國際和國內航班，結果卻產生諸多不便，最終不得不重新調整。回到粵港澳大灣區，曹鐘雄認為科技創新時代，香港基建增速難以完全吸納國際人才流動，將來自然會與區內各地形成分工，香港或將主要接待歐美航線，而深圳則吸引更多「一帶一路」國家航班的格局，最終還是由航空公司按成本和便利程度決定。

雖然認為「自上而下」徹底分工不合理，但曹鐘雄亦補充，機場與港口運作涉及空域、海域使用問題，政府有需要對總量加以控制及規劃，同時根據市場情況及時調整：「如果你（某一機場）沒有能力，那對不起，你要讓渡（部分功能）給別人」。

上文節錄自第10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12日）《國家規劃出爐在即　大灣區融入　香港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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