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國家規劃將出爐 香港準備好融入了嗎？
粵港澳大灣區最近一年成為香港政商界描繪未來發展前景的關鍵詞，今年全國兩會會場裏，從中共政治局常委到中央政府不同部門的官員，均紛紛為這項國家發展戰略造勢。粵港合作長年存在，由兩地高層官員組成的聯席會議已運作20年，但列為國家戰略的大灣區規劃，與此前各種區域經濟合作安排如CEPA等等，顯然屬於不同量級。過往粵港合作多由兩地政府籌謀，大灣區則被視作中國全球戰略「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點，着眼點不止於為區內城市找尋新的經濟增長點，更大目標是由此帶動中國整體經濟進一步由粗放式增長轉變為可持續增長，乃至推動全球的新一輪經濟增長。
一年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當時他指出，港澳兩地要發揮「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一年後，李克強在報告中預告灣區規劃即將推出，「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同時強調推動大灣區建設，是將「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其他官員在兩會期間會見與會港澳兩地代表時，也口徑一致地強調港澳兩地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在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參加加審議時，明言粵港澳大灣區為重大機遇，要求廣東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翌日，《人民日報》撰文描述了廣東各界「木棉花一樣火熱的」、「擁抱新時代、奮進新征程的激情」，各市鎮甚至鄉村官員紛紛表態要把握機會大幹一場。這顯然是種誇大描寫，但也一定程度說明廣東在國家大計面前不敢怠慢、蓄勢待發。
這邊廂，不少港人似乎還對眼前的「大融合」缺乏認知，去年11月一項調查顯示，香港逾半年輕人未曾注意到大灣區發展規劃。至於特區政府是否真正理解這場巨變的含義並做好準備，直接決定了香港在大灣區未來發展中是乘風破浪，還是隨波逐流。中央以國家規劃引導奉行不同政經制度的粵港澳地區實現協同發展與區域治理，到底對目前的一國兩制格局意味着什麼？
一國兩制、關口的存在是很大的問題，令合作很有難度。
人才流動首先打通基建
與以往粵港各自過多從自身利益出發的合作模式相比，除了理順城市發展自身脈絡，大灣區規劃中必然更強調城市分工與互補。在此層面，所謂融合即是要打破行政壁壘。要打通信息流和產業鏈，必然離不開人的流動，縱觀區灣成型歷程，往往能看到一部人口再分布史。東京灣在二戰後城市化進度加快，自由貿易和現代製造業吸引大量人口沿海聚居，如今東京灣區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即每平方公里居住超過4,000人的人口密集區）人口比率高達近90%。有活力的產業和聚居的人才互相成就，互為因果。
三藩市灣區的故事也是相似的，它高度開放，鼓勵區內人才向更適合自己的機會遷移，也歡迎世界各地人才前來尋找機遇，英雄不問出處。為營造更好環境，三藩市灣區委員會一直致力於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他們活躍在加州州府、Lady Bird的家鄉沙加緬度，促使當局重視房屋和交通政策，移除阻礙人們高速流動的障礙。
今年，該委員會設立目標，希望申請45億美元州政府撥款，用作交通改善基金，解決目前高速公路交匯不暢痼疾，並提升鐵路服務，改善人行道和單車道等。三藩市灣區委員會資深總監、灣區經濟論壇主席蘭道夫(Sean Randolph)對《香港01》說，「如果你住不起這裏的房子，或者你沒辦法自由地到處去，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區域性挑戰，這都是很基礎的，應擺在科技和創新之前。」
蘭道夫相信，在中國語境下，政府有能力統籌最多資源掃除基礎設施障礙，使人們在物理上更容易移動和互相接觸。按照建設規劃，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將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舉措。不過，當「物理上」的障礙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基建完成而逐漸減少，粵港澳灣區還面臨着其他灣區不曾有過的嚴峻挑戰。
「如果你住不起這裏的房子，或者你沒辦法自由地到處去，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區域性挑戰，這都是很基礎的，應擺在科技和創新之前。」
學者：過關應簡化 深港將趨「同城化」
「一國兩制、關口的存在是很大的問題，令合作很有難度。」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毛艷華直言，港澳與內地《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已實施15年，合作仍然受制於宏觀管理政策、法律制度、服務貿易規則、稅收制度、審批管理等障礙，無疑需要探索新的模式，使粵港澳大灣區像其他灣區一樣無障礙頻密流動。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執行所長曹鐘雄亦認為海關是很大障礙，「幾地幾檢都不是理想模式，應該簡化這種關稅、關口制度安排，探索一些更便捷的方式。」他以紐約灣區為例，指紐約州和新澤西州不僅打通了製造業，居民生活也全面貫通。他相信粵港未來也將如此，屆時港人將不僅去深圳就業，還可以娛樂、生活，「安心舒適地沉澱下來」，深港兩地將「愈來愈同城化」。
出席兩會的港區代表便針對港人在內地醫療、社保、置業等難題獻策，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更大膽提出，在珠海租地興建「香港村」，為的是使港人北上更為方便。不過，改變絕不會是單向的，隨着灣區融合推進，香港也必然需要進一步敞開大門。這就迫使港人在「一國」與「兩制」之間尋找新的平衡。
都想爭老大，沒有意義……客觀上，深圳發展不好，香港也不會好，反之亦然。
港人心態難調 政府報喜不報憂
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早於1990年代便提出「香港灣區」概念，去年接受月刊《同舟共進》訪問時，直指對一國兩制「思考的重點不在於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在於香港人的心態」，他認為近幾代香港人有種「過路心態」，難以看長遠，整個社會則在大財團主導經濟的狀況下變得僵化。對於這一點，特區政府的應對機制可謂是「報喜不報憂」，林鄭表態至今停留在感恩「中央對港人厚愛」及等規劃推出後盡力宣傳「讓大家知道大灣區的機遇非常多」，對港人必須關切的如何融合、如何應對可能隨之而來帶來的社會問題，政府沒有給出過答案。
由2009年廣東省政府部門和北京大學牽頭的《大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提出「灣區發展規劃」概念，到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正式寫入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發改委與三地政府簽署框架協議，中央政府顯然接過了牽頭者角色，「加強頂層設計」。特區政府也坦言，要等待中央推出具體規劃，才會知悉自身角色和優勢。
在優勢互補、清晰分工基礎上，毛艷華強調，各城市不能「各做各的」，「灣區的意義就在於城市間強強聯合，協同發展，最終大家都能在聯合體的整體發展中得到好處。」粵港澳灣區中的各大城市顯然仍要切換思維，前期熱鬧的龍頭之爭就是例證。前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曾表示，香港在大灣區中具領導地位，內地媒體則多認為，GDP最高、創新優勢明顯的深圳無疑是龍頭。
「都想爭老大，沒有意義。」曹鐘雄認為，應淡化相關話題，大家應該像「合夥人」，對外緊密合作，對內也不排除競爭，「客觀上，深圳發展不好，香港也不會好，反之亦然。」
中央的盤算中亦是如此，當各地還在以各自利益為出發點想要分多一杯羹時，北京思考更多的是怎樣統籌能令資源合理分配，使整個區域利益最大化，從而為中國整體經濟轉型注入新活力，探路「中國式開放升級版」。換言之，大灣區是為整個國家大局服務的，小我的利益也許需要為大我讓路，港府必須意識到這一點，並且讓港人知悉。
機制設計應顧大局 協調者不可缺位
當區域作為有機整體發展時，更好的機制設計需照看大局，使大家都得益。年前曹鐘雄在考察紐約灣區時，便看到交通協調上可借鑒的一例，作為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協調者，非政府法人機構「港務局」同時接受兩州財政撥款，由兩州州長各任命六名委員組成，負責港口、空港，甚至地鐵、隧道的佈局、管理和經營，從整個區域角度合理配置交通資源。
與此同時，在「自上而下」形成的東京灣區當中，則由智庫扮演銜接各方的中間人，如日本經濟企劃廳和國土廳管理的開發構想研究所，通過詳盡的資料搜集和長期與各級政府部門的溝通，提供思路連貫一致的規劃服務。
在畢馬威香港2017年發布的大灣區報告中，騰訊提出建立大灣區工作小組及公共政策智庫。廣東政協主席王榮兩會間亦表示，目前粵港澳對話機制繁文縟節多，整合機制缺失，建議建立由國家領導人牽頭，部委及三地政府參與的協調機制，相信在規劃中可看到協調機制具體安排。
「當我們擁有了所有想要的基建、機構……所有的東西，說到底，最關鍵的就是要把那些高質素的人才引過來並留下來。」蘭道夫相信，這事關為他們的家庭生活、小朋友的成長營造良好環境，「我們幸運在環境超好，清新乾淨，有友好的社區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只要能負擔得起，各地來的人都會想住下。」他不無驕傲地說，在這方面，粵港澳還遠不及三藩市灣區吸引。
去年7月簽署的大灣區框架協議並沒有忽視「宜居」要素，指出區域各城市要「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不過，目前本地輿論對優質生活圈的討論多圍繞港珠澳大橋與高鐵香港段通車帶來的跨境流動便利，但要維持科技與創新活力，使人們在此安居樂業，僅構建「一小時生活圈」恐怕還遠不足夠。
上文節錄自第10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12日）《國家規劃出爐在即 大灣區融入 香港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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