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歲女被虐殺案．拆局】女童臨臨枉死 只因防止虐兒制度落後？
5歲小女孩臨臨涉被虐打致死，其生父及繼母被落案控告謀殺。一個精靈可愛的小女孩疑遭虐殺，固然令全港市民心碎，但同樣令人深思整個虐兒通報機制不彰的問題。正如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所言，香港目前沒有強制通報虐兒事件的機制，也欠缺方法主動識別高危的家庭，在制度上存在相當的缺失。
但如果細心分析整件事，與其說是制度有不足，更令人無言的，是校方和社署之間以冠冕堂皇的制度、程序互相推搪，卻無視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人命關天、救人如救火。在這一方面，今時今日的香港，似乎比80年代的時候還要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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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虐童個案 「郭亞女事件」成經典案例
提到虐童案件，相信不少老一輩港人都會聯想起「郭亞女事件」。1986年，6歲女童郭亞女疑被患有精神病的母親，長期幽禁在葵涌葵興邨的住所。其實社署自前一年11月已有跟進個案，但社工曾5次嘗試入屋了解被拒。經傳媒廣泛報道後，當時任社署署長的陳方安生在5月8日，決定引用《保護婦孺條例》，由警方和消防破門入屋救走女童。
當時輿論主要指向社署，認為陳方安生的決定拆散別人家庭，而郭亞女當時未必有即時危險，不一定要使用這種武力手段。不過時任港督尤德爵士讚揚陳方安生果斷，陳方安生往後亦繼續升官，官至布政司以至回歸後的政務司司長。郭亞女事件在當時爭議雖大，但無可否認的客觀結果，就是救出了一名可能受到人身傷害的兒童，陳方安生直至退休後，仍然覺得這是她為官數十年，最為深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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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為何保護不了臨臨？
「郭亞女事件」事件過後，政府因應社會變遷對《保護婦孺條例》加以修訂，成為現時的《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而根據現行的《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下稱《保護條例》），賦予當局在必要時將兒童帶走看管，保護其人身安全。這就意味，即使香港未有強制通報虐兒事件的機制，也欠缺主動識別高危家庭的方法，但假如有關當局能及早意識到5歲小女孩臨臨正面對危險，有一個敢於承擔的官員拍板行使《保護條例》，本來有機會阻止今次慘劇的發生。
而更加諷刺的是，近年其中一次使用《保護條例》的案例，竟發生在「佔中」期間。2014年底，一名14歲少女因在金鐘「連儂牆」用粉筆畫花，被警方以刑毀罪拘捕。其後，警方更以女童父親無力照顧女兒為由，引用《保護條例》，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將少女移送至兒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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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鬥耍太極推手 可知人命關天？
固然，當時警方的行動被指具有政治目的。而《保護條例》賦權範圍到底是否應該包括警方單方面執法，也是另一重爭議。但此事件已充分顯示，其實《保護條例》已賦予足夠法理依據讓政府介入家庭事件，只是從客觀的現實上看，當局未有引用此尚方寶劍救走臨臨，而是引發出一件政治風波。
其實任何制度，永遠也會有改善的空間，需要隨時代的變化而作修訂。例如今次慘劇凸顯虐兒通報機制有大量灰色地帶，到底單單打個電話通報，還是要白紙黑字才算「正式轉介」？未來是否要引入強制通報？知情不報是否要加上罰則？通報程序是否應該再簡化？這些都是日後要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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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機制惹爭議 卻非慘劇真正關鍵
但至關重要的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機構、一間關顧學生的學校，無論任何時候都應該以學童的安危為優先，甚至在危急關頭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救人，正如當時陳方安生就引用《保護婦孺條例》，聯同警務處、消防處等部門，採取武力手段救出郭亞女。這類決定事後可能引起爭議，涉事官員可能受到社會的批評，但卻可以換來一名兒童的人身安全。
今次校方和社署卻剛好相反。校方表示去年11月發現男童有可疑傷勢後，已通知駐校社工跟進，並將事件「轉介」予「相關政府部門」；社署卻表示當時學校沒有正式「轉介」事件。而校方見社署沒有跟進，自己也沒有跟進下去。由此至終，自發現問題到搞出人命後，涉事各方都把受虐兒童當成「人球」踢去踢去，盡用一些冷冰冰的制度、條文、程序，嘗試「做完份內事」並「證明自己沒有做錯」。這些受薪服務兒童的人，有否想過自己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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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有否用心珍惜兒童 還是當作做完就收工的「個案」？
今日的制度和法規縱然有很多改進空間，但三十多年前的制度，理論上也不會及得上現今「先進」，卻成功救出孩子；今次卻是明明有證據顯示有兒童疑遭虐打，但在學校、社署忘於「推莊」之下，拯救不了無辜的生命。
其實這也牽涉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果斷、高效使用公權限制市民的某些權利，例如當年陳方安生「拆散」郭家，一定會惹來批評，而且一旦操作不當很易形成濫權。但制度只執著於規章、程序，變得官僚，執行上來就會忽略不同案件的特殊情況，導致白白錯過救人的時機，引致悲劇。眼見一宗慘劇明明有機會避免，卻迎來如此悲哀的結局，政府和學校實在需要反思，到底自己當兒童是有血有肉、需要保護的人，還是做完「既定程序」就可以拍拍屁股收工的「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