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海麗邨清潔阿姐　為何變身「逆權女工」？

長沙灣海麗邨外判清潔工疑被外判商剋扣遣散費，引發罷工，而政府外判制度的荒謬事亦愈揭愈多。最新發現指，去年10月約滿的「民順」和新中標的「工商」，不單共用辦公室，股東亦一同開設和營運保安和工程公司，多年來又多次交替中標不同屋邨的清潔服務合約。只不過，如此密切的關係，按現時的政府招標機制竟不算「關聯」公司，防圍標的機制近乎形同虛設。
事實上，政府絕對有能力檢視工人的薪金有沒有被剝削、離職安排是否不合理，但現實是工人被壓搾的情況，竟然在政府的眼底下發生，令清潔阿姐也要變成「逆權女工」上街維權。這一次工潮不禁令人反思，政府整個外判服務制度是否應該即時全面檢討，甚至「砍掉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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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外判商關係密切　防圍標機制近乎形同虛設

海麗邨清潔服務新舊外判商疑似「左手交右手」，外界首先質疑的，是事件是否涉及圍標。根據現時政府的招標要求，禁止有關聯的公司在同一次投標之中一起競投，目的是防止有人合謀圍標。不過所謂「關聯」的定義，很可能已被有心人大鑽空子。

例如有傳媒指，兩間涉事公司「民順」和「工商」的註冊地址，都在荃灣同一幢大廈，更共用同一辦公室。《香港01》的調查更發現，兩家公司的股東，一同開設和營運保安和工程公司，關係密切，但在現行的政府投標機制下，卻不算「關聯」公司，就算一同入標也不算違規。到底根據房委會指引，怎麼樣的關係才算是「關聯」，成為極大疑問。

況且，整個招標過程公眾都無從監察，例如到底招標時多少間公司入標？最後因應什麼因素選擇新的外判商？凡此種種，房署一概不肯答，透明度近乎零。若非民順的高層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自爆」兩家公司都曾一同入標競投海麗邨的外判清潔服務合約，外界更是無從得知、也無從監察有關的投標情況。一個看似「有規有矩」、但社會無從監察的所謂機制，到底有何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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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否認「價低者得」　為何勞工仍遭剝削？

公眾的另一個關注點是，清潔工疑被誘使簽署自願離職聲明，因而遭剋扣遣散費，是否和政府投標制度以「價低者得」有關，導致外判商在「搶爛市」低價中標之後，便從勞工應得的薪酬福利上開刀，搾出利潤。

多年以來，政府都否認「價低者得」的指控。例如去年5月，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向時任財庫局長陳家強提問，指政府會否考慮在招標評分制度中加入員工福利、職業安全等的要求。當時陳家強回應，政府在審慎運用公帑的原則下，須把合約批給完全符合招標規格，並對政府而言出價最佳的投標者。各部門在制訂評分制度時，技術方面的評分比重佔三至四成，價格方面比重佔六至七成，但同時「容許彈性」，配合運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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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榨薪酬、規避遣散費　政府官員不作為

問題來了。首先「技術評分」的準則本身就十分空泛，可能涉及硬件配套、服務質素等方面，政府又無交待過相關項目佔的比重如何，評審時又會如何「彈性」地考慮，說到底還是以價低者得為主，而事實也顯示出這種傾向。

民順在2015年獲續兩年合約時，中標金額為1,211萬元；工商在去年中標新的兩年合約時，中標金額為1,257萬，兩年之間僅增加46萬元，即約3.8%。但兩年來的經營成本升幅，真的就這樣低？單單是2017年5月調高法定的最低工資，由32.5元升至34.5元，升幅已經達6.1%，還未算上其他器材、配套等等的成本上升。在低價得標，但在各項營運成本上升、外判商也要賺取利潤的情況下，誰會成為被開刀的對象，只要看看今次工潮已不說自明。

理論上，房署批出外判合約不代表連責任也外判，仍然有監管責任，而且有關僱傭合約也要向當局存檔，政府當局理應知道外判商和清潔工人之間的條款，以至具體的薪酬待遇情況。但結果是，今年工友轉合約後月薪僅約8,600元，但現時食環署最低薪的二級清潔工人，起薪點也有12,115元。政府官員完全明白外判商提供的薪酬嚴重偏低、甚至取巧避開遣散費，只是一直對這些不公平的情況無所作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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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外判乃「歷史遺留問題」　亟需糾正

其實政府大規模將公共服務外判，可追溯至2000年代初。當時政府因為財赤問題，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提出利用服務外判、架構重整等手段，減少公務員人數，節省政府支出，最諷刺是當年房屋署把屋邨管理服務「大刀闊斧」外判，把肥腫難分「大笨象」瘦身，曾一度成為政府推動部門服務外判制度的楷模。

經過十多年的實行，有關情況已可見漏洞叢生。例如外判商運用各種技巧剋扣工資福利、加重工作量、利用低技術工人不理解勞工法例的弱點，誘使簽署剝削性的條款等等，今次海麗工潮正是箇中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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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女工」苦況　政府可會正視？

更大的問題是，政府財赤時代早已過去。目前政府坐擁近萬億儲備，本財政年度盈餘估計上千億元，但可以說，如此豐厚的儲備，部分是由縱容外判商壓搾基層勞工的「血汗錢」而來。當年政府尚且有一個「滅赤」的理由大量外判服務，但在庫房滿瀉的今天，政府既無意減少將公共服務外判，又不肯對之加強監管，一味認為將服務外判或是外聘公司處理，就可以連同責任都一併外判，對往後發生的事可以不聞不問，將之當成「自由市場」之下的一宗勞資糾紛，若非一眾「逆權女工」挺身而出，外界未必得知他們遭到如此剝削。

即使退一步說，政府若認為外判制度有其存在價值，但起碼也要在招標制度中，堵塞反圍標措施的漏洞，以至加強保障外判工人薪酬待遇，例如明確列明新舊承辦商交接時，工人的遣散安排、年資計算方式等等，確保政府的外判合約，不會變成剝削勞工的陷阱。今次海麗邨事件之後，政府官員應該重新檢討整套外判制度，還是要相關的官員，試一試「斷崖式降級」當一個月入八千六的清潔工，政府才會認認真真處理外判制度的種種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