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擺脫鴕鳥心態 香港是時候面對中國了
「是時候改變了！」這是2016年《香港01》周報的創刊口號，也是對當時社會撕裂的真摯回應。事實證明，改變一直在發生，在香港回歸20年的2017年，改變更是朝着許多人想像以外的方向發展，當中「一國兩制」的新形勢愈來愈明顯。
然而，一般人都害怕這種改變，在身處轉型變化的現實中，人心難免受意識形態桎梏的約束，進而衍生茫然、焦慮和不安；但正因如此，政局促使我們要勇於打破二元對立，說清問題本質，積極推動改革，擁抱2018年的變化。
「變」無疑是香港2017年的關鍵字，有些變化在意料之中，也有些變化是始料未及；有些變化顯而易見，而有些變化則要循序漸進。中國共產黨去年10月中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黨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工作報告，當中提及的治港論述，為「一國兩制」的新形勢奠定了關鍵基調，強調「一國」先於「兩制」。
而近日爭論紛紛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通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通過《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國兩制」的合作安排〉的決定（草案）》的議案，亦折射中央治港態度，以及習近平早前強調，香港憲制基礎由中國《憲法》及《基本法》共同構成的說法。
「一地兩檢」所突顯的變化，不止是中港兩地法制文化的落差，還預示了當香港需要積極配合並融入國家發展時，將會遇上各種《基本法》未能解決的問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早前提出，香港人在增強國家意識及國家觀念的問題上，應該正確認識和把握「六對關係」，即憲法與基本法、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融入國家和自身發展、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港人辦事、香港思維和內地方式、北京思維、以及「一國」和「兩制」的關係。這些都值得港人反思。
面對這種新形勢、新變化，有人認為，當初中國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承諾的「五十年不變」，如今已成為不少人的夢魘。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次對一國兩制的調查，結果顯示有接近五成受訪者指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去年經歷過多宗極具爭議性的政治事件（見表），難免令港人懷疑，「五十年不變」是否虛有其表的糖衣？一國兩制又是否仍然如習近平所言「不變形」丶「不走樣」？
今年是一國兩制墮落的一年，令更多人不信任一國兩制，而選擇相信一國兩制以外的選項例如自決、例如獨立。
民主黨涂謹申做了26年議員，1991年立法局（立法會前稱）舉行直選，他以28歲之齡躋身議會，成為最年輕的代議士，一直做到現時的54歲。經歷過基本法討論之初丶回歸前後人心未穩丶廿三條立法爭議丶雨傘運動爆發，回歸20年以來的大事，涂謹申從未缺席。
堅持一國兩制是中港共同基礎
記者要他比較這一年與以往的不同，他拍了拍桌子說，今年是一國兩制墮落的一年，令更多人不信任一國兩制，而選擇相信一國兩制以外的選項，例如自決丶例如獨立。
「這一年是廿多年以來的縮影。」涂謹申回想，2003年百萬人上街抗議廿三條立法，令中央擔心香港人不愛國，2014年的大型佔領運動又令中央懼怕香港會成為顛覆基地，如今中央對香港的態度及政策，已由過去的「畏懼」轉化成「行動」。他以「杜絕」一詞形容中央的行動：「中央是『杜絕』一切有機會導致其『畏懼』的『行動』。」
對他而言，今年最常掛嘴邊的是「一國兩制」，惟背後連帶的均是令大家有消極聯想的負面字眼，例如「一地兩檢」丶「修改議事規則」。他解釋，「一地兩檢」最大的問題，是強行以《基本法》為其護航，「一時話用第20條，一時又話用第6丶7條，牽強地引用基本法，像要用盡所有手段都去達成（一地兩檢），明明《基本法》寫明不准內地人員在港執法。」
至於修改議事規則，對涂謹申來說，則是剝奪有民意授權的議員在議會內表達意見的機會。他形容，這是中央「以我為主」丶「你鍾意唔鍾意也好」的管治態度，是種近乎不講道理的霸權；他又相信，如今中央的強硬舉措只會迫使越多人背向「一國兩制」，愈走愈激進，恐會適得其反。「本來梁振英不尋求連任是『解結』的好機會，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卻一意孤行送黃之峰等青年入獄，」他認為，此舉無疑塑造了一個國際知名英雄，他們日後號召力只會更大，「本來支持我們這些『一國兩制』的死忠溫和民主派的人，部分會轉投他們，間接鼓勵更多人不信『一國兩制』。」
有輿論分析，中央對港的管治權及控制權日漸收緊，記者問涂謹申，作為泛民主派，在議會內可以有何作為？他沒有多想便立即回應說：「我們可做的只有堅持『一國兩制』，起碼與中央是有一個共同的基礎，他（中央）不能夠一句說話便廢除（『一國兩制』），仍可以逼中央要兌現承諾。」
然而，涂謹申所說的「共同基礎」，又是否如中央所想的呢？
不能迴避的是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是不可分割開來。如果港人仍然堅持不了解中國與香港之間的矛盾或互利關係，我們愈逃避現實，便愈沒有生存空間。
需要認識中央對兩制見解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認為，泛民與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存在一定差異，「對中央來說，『兩制』是手段，『一國』是目的。現在中央領導層要發展丶要復興中國夢，contribute（貢獻）就是香港的任務。在中央眼中，兩制的意思不是中央與香港各自各精彩；而泛民，甚至是主流民意對『兩制』的理解是，既然中央承諾了這種制度便要依照共同原則，即基本法，而基本法是regulate（管制）所有人，包括中央政府。一國是preserve（維護）兩制的獨特性；但從中央的角度，兩制似乎是用以serve（服務）一國。」
張楚勇進一步解釋，這些「一國先行」的概念一直存在，不過以往是禁忌，今年是愈講愈直白。他以中共十九大對香港及「一國兩制」的說明為例，「十九大中對於『一國兩制』的篇幅較以往多，當中提到『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是首次將憲法與基本法拉在一起講，明確指出憲法的凌駕性地位。」
而另一突顯出中央控制的事例是今年的特首選舉，在兩個主要候選人中間，支持度較高的曾俊華任職多年財政司司長，但北京仍然不放心，「即使是很建制派的候選人也不要，反映出中央仍緊握香港的管治權，保證掌握香港特區管治權力不會落在其不放心的人身上。」雖然中央與主流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存有一定差異，甚至對立，但張楚勇表示，這兩種的理解不是一定「火星撞地球」，雖有張力矛盾，但是也存有一定的基礎，「就例如，一個威權社會也需要有一套規矩跟從，一個着重程序的社會在辦事上也需要顧及結果。」
是時候結束各自各說話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於《我為什麼要寫〈香港治與亂〉？》一文中提到，香港社會一直存在自說自話式的政治主張， 不同派別人士，不論泛民建制，對北京治港政策均有自圓其說的一套論述。而這種政治主張最後只會令北京與香港的信任度下降。
文章指出，中央在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2010年政改及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等三件事上「讓步」，使港人有錯覺以為只要堅持立場，便可令中央「收回成命」。不過，從北京冷處理2014年「雨傘運動」的手法可見，香港過往的一套不能應用在新的政治時代。
故此，要如何走出目前與中央僵持的局面，是極需港人思考的問題。張楚勇點出目前香港的窘境，「不能迴避的是，不論是政治上丶經濟上、在國際層面上，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是不可分割開來。如果港人仍然堅持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與香港之間的矛盾或互利關係，是很危險的事。中國愈來愈『大隻』是事實，我們愈逃避現實，便愈沒有生存空間。」
面對來年《國歌法》本地立法丶關係到國家安全的廿三條立法，以及大大小小聯繫到中央的爭議事件，或會令港人對香港的未來更為躁動不安。在回顧一年大事之餘，更重要的是，港人如何藉回顧領悟到過去與未來的扣連，對以後香港的發展走向有更透徹的啟示。誠如張楚勇所言，香港不能迴避與中國密切的關係，也不能對於中國內地完全一無所知。只有越了解中央治港政策，才有更大空間保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所享有的權利。張楚勇在訪問完結前亦拋下一句，「我始終相信，香港多年來的優勢，如公平制度丶程序公義等不會毀於一旦。」
「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讓美麗香港，新添光輝年華⋯⋯這是我家」是慶祝回歸二十周年的主題曲《香港．我家》，與十周年的《香港始終有你》比較，前者缺少一份叫港人一起拼搏，以打造更好香港的願景。但這當中還有這麼一句：「隨年月變化，更顯出功架。」—港人除了要認清當前香港的窘境之餘，也要保存好香港多年以來的優勢，不能自我矮化，才可令香港走得更遠，飛得更高。
面對「一國兩制」的新變化，《香港01》多次強調，倘若我們只以「二元對立思維」來看待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難免會無限放大前者的負面影響，繼而遺忘後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此自我矮化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中的正面地位和積極作用，最終恐怕永遠只會看到「一國兩制」的「矛盾」，而無法找到「兩制」可以「結合」的共識。
上文節錄自第9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月2日），原文標題為《珍惜香港 擺脫鴕鳥心態 是時候面對中國了！》，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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