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村上春樹書寫歷史惹爭議　日本在糾結什麼

今年初，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暌違七年再推出長篇小說，萬千書迷一如既往爭相搶購。這部名為《刺殺騎士團長》的力作，同時也使村上本人再度捲入有關日本二戰歷史的爭議，原因在於書中對南京大屠殺作了一些描述。
插圖：曾永曦

那年12月發生了什麼？ 我說：「南京入城。」 「沒錯，也就是南京大屠殺。日本軍在激烈戰鬥的末尾階段佔領了南京城，在那兒殺了很多人。有因戰爭而殺人，也有戰鬥結束之後的殺人。日本軍由於無暇管理戰俘，大規模屠殺了戰俘和當地民眾。關於準確的被害人數，雖然具體細節在歷史學者之間也有爭議，但總的來說把多數市民捲入戰爭並殺害了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

村上春樹一向嚴厲批判日本右翼的修正主義史觀，這次他主動針對右翼長年拒絕承認的歷史暴行「下戰書」，右翼的躁動可想而知。他們貶損村上這樣寫旨在討好中國，以增加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

令右翼尤其神經緊張的是，村上春樹在書中提到了中國受害者的具體數字：「有說法是中國人的死亡人數是四十萬，也有說法是十萬人……」二戰期間日本侵略周邊地區，加害者身份無從抵賴，但右翼份子每每施展雞蛋裏挑骨頭的伎倆，試圖混淆視聽，歪曲歷史。對於當年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日本一直在死亡人數上砌詞狡辯，試圖抹掉屠殺事實。譬如日本外務省的說法是：「日本政府無法否定，日本軍隊在1937年入城後，對非戰鬥員作出殺害及掠奪行為。但被害者的人數有多個說法，日本政府認為要找出確實數字有困難。」　

四十萬和十萬有什麼區別

正如村上所言，「四十萬人和十萬人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屠殺便是屠殺，右翼在數字上「錙銖必較」，使外界無法信任日本當局「對在二戰時的行為痛切反省並心感歉意」的說辭，更持續惡化為日本與中韓等鄰國發展外交關係的絆腳石，在敏感時節，對立的氛圍甚至在有意無意的政治操作之下蔓延至民間。

右翼的口誅筆伐與杯葛雜音，無法阻擋村上旋風，《刺殺騎士團長》甫面世，銷售量便突破百萬冊。該書中譯版本月稍後推出，目前在預購榜高踞榜首。村上用文字表達出自己作為一名知識份子的良知，也許他還希望透過自己的筆，向周邊國家的萬千書迷展現現代日本人的良知，搭建溝通的橋樑。

在實際生活當中，還有許許多多的人用各自的方式承載歷史。《香港01》找來兩位日本人，他們在自己國家的知名度也許遠遠不如村上春樹，但在中國卻也說得上家喻戶曉，並因自身生活與工作背景而成為中日歷史爭議的見證者。聽他們說說怎麼看待這些爭議，也是在上一次歷史教育課。

「日本鬼子」三浦研一：戰爭都是歷史過程

「來中國20年的紀念。」今年2月，三浦研一在中國社交媒體新浪微博轉發一則有關自己的報道，直到12月，它依然被置頂。12月的第一天，被北京整頓住房安全的政治運動整得焦頭爛額的三浦研一，剛剛從生活了十幾年的北京市東北部的望京搬家，乘第二天返回日本家鄉前的間隙，與本報記者會面。

三浦研一於1963年在日本東京出生，幼年跟隨擔任教職的父親在美國短暫生活。回國後，三浦過着和同齡人一樣的生活，自明治大學畢業後從事過多種工作。30歲那年對他來說意義深遠。因為早年對中國領導人周恩來的仰慕，他選擇了考取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科，師從日本著名「中國通」天兒慧。當注意力轉移至中國後，他拒絕天兒慧去美國繼續中國研究的建議，而是「一句漢語也不會講」的情況到了中國。他本來準備攻讀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博士，陰錯陽差之下卻走上了拍戲之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三浦研一的拍戲生涯局限於參演各種各樣的抗日影視劇。自稱只是混口飯吃的他從來不會諱言「日本鬼子」的稱謂，在解釋他的民族和國家認同時，他倒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說自己的國家概念萌芽於美國。因父親工作的原因，他小時候隨家人在美國華盛頓待了六年左右。「那時候美國還在排斥黑人。但是議員的兒子，日本教授的孩子，一下課大家都玩在一起，沒有什麼中國人、日本人的概念，只有白皮膚、黑皮膚和黃皮膚的區別。有次，幼稚園老師讓我畫自己國家的國旗，我說國旗是什麼東西？看到孩子們用金黃色、鮮紅色不斷塗抹好複雜的畫面，而因為日本國旗很簡單，白色中間只有一片紅紅的顏色，我就說你的好漂亮啊。這是我對國家認識的開始。」

近年，中日關係因為政治爭端和歷史原因而關係緊張。三浦研一坦言這並沒有對他造成多大困擾，「沒必要仇恨對方，自己happy就好了」。但是一旦提及對中日之間過去曾發生的侵略戰爭災難，他又極力辯駁，「日本沒有把中國當成敵人、仇視中國。那些戰爭都是歷史過程。」

「亞洲救世主心態」

「歷史上，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戰爭是很正常的事。全球七個大洲，你說完全沒打過仗的，有沒有？基本上沒有。統計人類歷史3,500年中，地球上沒有戰爭的時間只有200年而已。追求和平世界（的理念）很好，但可惜人類歷史中，愚弄和矛盾只是一再重覆。」他用「亞洲救世主心態」形容日本從清末到二戰對外侵略行為，並認為二戰後的日本依然有這種影子。他認為，戰後的科幻動漫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特別提到日本動漫家、《宇宙戰艦大和號》和《銀河鐵道999》作者松本零士， 「他的影響是很大的。日本是以科幻片動畫片的形式來表達維護世界的意義，沒有要針對任何國家。我認為可以容忍他們的理念。」

三浦研一可能未意識到其中所蘊藏的傷害，猶如台灣學者林泉忠所說中日缺乏各自檢討的意識。如今，他仍舊會頻繁奔走於片場，但對臉譜化的角色愈來愈感到厭煩。他曾在不同場合提及與一名北京師範大學導演系學生合作的短片《活下去》。影片講述他扮演的日本軍官「搜糧」時，發現一名躲藏在大米袋子的中國女孩，他偷偷地掩蓋消息，救了她一命。他希望演一些更立體的、更複雜的角色。他說自己挑選劇本會更謹慎，但是直到目前，中國還沒有如願的劇本。「不，有一個，在我的一名中國朋友那裏」，他最後修正道……

加藤嘉一：希望中日之間有健康討論

「失控、忽悠、詐騙。」在形容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時，加藤嘉一至少兩次這樣形容。這位在中國成名的日本人出生於1984年。按照他的話來說，他與同齡人是在日本經濟蕭條環境下長大的一代。「失控、忽悠、詐騙」或許就是這一代人建基於此的歷史反思。

何以失控，又何以被騙？在加藤看來，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其一是大和民族自信心。「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戰勝了清朝和沙俄，對日本這樣的國家來說，的確是一件大事。同時，日本從江戶時代的鎖國轉變為到明治維新後的開國，當時的政治家就會覺得自己很厲害。」到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當局開始不斷向民眾煽動輿論，宣傳戰爭是有必要打的，是合理和正義的，是可以戰勝美國的。

這種民族自信，一定程度上蒙蔽了民眾的懷疑。加藤提到了自己的爺爺，「我的爺爺當年去了東北，他給我講過，他當年也是被騙、被逼迫的，是沒有辦法的。」

「日本是有反思的」

在加藤嘉一看來，日本對歷史是有反思的。他強調，日本當代媒體總是不放過政府，批評非常尖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當年的反思。只不過，這種反思和中國人認為日本人應該的反思有一定的出入。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日本的反思首先應該是對歷史的承認，其中體現在歷史教科書和官方道歉兩個層面。

那麼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是如何寫這段歷史的呢？加藤嘉一非常確定稱，在教科書中，描述二戰期間日本在華活動時，明確寫有「殖民統治」和「侵略」這樣的字眼。「這毫無疑問，沒有討論的餘地」，他解釋，「能夠進入教室的教科書，是必須經過文部科學省審批的。在各種教科書中，其中可能會有一些小的描述有不同（這無法避免），但它的範圍、立場、框架、調子是有一個規範的。」

對於外界批評「日本的教學刻意淡化二戰及之後的歷史」，加藤回應道，在他的印象裏，課堂上學習古代歷史的時間比較多，二戰後的歷史的確沒有太多時間去學，但他認為這不是刻意迴避。「現在很多日本的老師、學生，還有輿論都認為，在學習古代史花很長時間而近代時間較短這樣的方式是有問題的。」在他看來，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擊敗了沙俄和清朝，逐漸變得自以為是，失控擴張，這段歷史對現在的日本和亞洲的關係密切相關，「這部分也應該重點去學習。」

兩個層面促成和解

教科書僅僅是中日歷史問題的一個小小側面。日本政府近年積極推動修憲，加上一些議員政要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等等，都瞬間點燃中日外交火藥桶。右翼政客的執悟，很多中國人看在眼裏，記在心裏，覺得日本從不反省從不道歉。加藤嘉一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在他看來，1972年中日關係之所以邦交正常化，就代表着中國接受了日本的道歉。「假如日本不道歉，周恩來敢簽字嗎？」他反問道。因此他認為，中國人批評日本的歷史問題，不應該糾結於是否道歉，而是政府的言行不一。「如果僅僅說日本就是一個不反省的民族，這種簡單的說辭甚至違背了當年毛澤東、周恩來的態度。這不僅讓日本老百姓不滿意，也讓日本右翼勢力感覺不到痛處。」

那麼，面對諸如加藤嘉一這樣的日本80後，中日間關係在未來該如何修繕？加藤分析，應有兩個意義層面的和解。政府層面的和解容易達成，民間的和解則可能需要多層次的、持續的、最好是理性的建設性討論，包括媒體、學者、留學生、遊客之間各種各樣的討論，然後再做判斷。「我特別希望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有更加健康的討論。」

上文刊載於第90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2月11日）。

原文題為《直面與反思　中日在糾結什麼》，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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