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大屠殺》作家張純如 活着的記憶．上
已故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的著作《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於1997年9月面世，是全球首本專門講述南京大屠殺的英語書籍，該書隨後翻譯成十多種語言，連續40多個星期高踞《紐約時報》最高銷量榜，打破非小說類書籍冠軍紀錄。《香港01》訪問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了解早逝女兒的一生。
插圖：曾永曦
每年的12月13日前後，是天文現象雙子座流星雨高峰期。80年前的南京居民，這一天由早到晚看到的卻是槍林彈雨，然後日軍入城，展開為期六星期的大屠殺，30萬中國軍民受盡折磨而死。西方歷史對此沒有多少記述，直至20年前，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的著作《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面世，將這段血淋淋的歷史帶進西方社會的視線，不少人深受此書影響，為亡魂求公義的聲音在這廿年從未間斷。
張純如早已與南京有着不解之緣，她的外祖父民國時代在南京工作，淪陷前逃離。2004年，張純如自殺離世，但她為南京死難者尋求公義的遺願未有消失，仍有人繼續堅持下去。在由一班移居加拿大港人發起的「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推動下，加拿大安大略省議會通過「設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無約束力動議，一旦法律效力的議案三讀通過，當地將成為首個中國以外設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地區。史維會本周三（13日）將於當地舉行紀念活動，安撫80年前冤魂，不再讓慘劇重演。
「Very hard, dedicated, and persistent.（勤奮、盡心、執着）」張盈盈這樣形容自己早逝的長女。張純如於1968年在美國新澤西州出生，她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喜歡寫作、閱讀英文文學，夢想成為作家。張盈盈認為女兒雖在美國土生土長，但學習中文不可或缺，「第一她是中國人，所以她應了解中國文化及語言，還有我的父親對我影響很大，提醒我們不論走到哪個地方也不可忘本，要知道自己來自何處，為作為中國人而驕傲。」
那些悲慘的記憶
張盈盈的父親張鐵君是民國時代《中華日報》總主筆，1937年正好在南京為國民黨辦事，那時日軍步步進逼，張鐵君相約妻子在蕪湖會合，打算坐船逃難，「豈料父親等了四天也等不到母親，那時母親懷着我哥哥，姐姐才一歲多。爸爸為了等她，沒有如期上船，當她出現了，結果不能上船。」張盈盈解釋，因為父親錯過了原來的船期，而且母親還帶上了舅舅及外祖母，心急如焚的父親只好不斷向船家解釋自己是替國民黨做事，還有將所有行李丟掉，包括父母的結婚相片，排除萬難才成功登船。「他從前便告訴我們，身外之物不重要，性命才重要。身外之物沒了將來還可賺回來，但當他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和結婚照片也在那時通通丟掉，他便流淚了。」 幸運的是，他們逃過了南京大屠殺；不幸的是，他們逃不過日軍的疲勞轟炸。
張盈盈1940年在重慶出生，那時正值日本發動猛烈空襲，平民百姓根本沒有喘息的空間。「我出生時正是日本轟炸很兇的時候，父親選擇到重慶鄉郊，是因為那裏有很多山及天然的洞穴，可以當作防空洞。我記得父母曾在半夜把我叫醒，叫我趕快往防空洞跑；天氣好的時候炸得特別多，媽媽做飯期間又來了警報。」張盈盈憶述，日軍不分晝夜對重慶進行疲勞轟炸，父親在防空洞放了幾張帆布床，那時他們每人也有一張小板凳，每當聽到「嗚嗚」警報便要立即拿起小板凳，衝去潮濕的洞裏躲避，生怕隨時錯失保命的機會。「曾經有很多人也跑進地底裏，但那個炸彈落在入口前，大家也出不來，結果悶死了，裏面有上千人，有些是一整個家庭的」，那些悲慘的記憶讓她意識戰爭的恐怖。為了活命，張盈盈部分童年，也在黑暗的防空洞中度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張盈盈隨着家人輾轉到台灣及香港生活，與丈夫張紹進於1960年代前往美國深造，二人雙雙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張盈盈自此從事化學研究及教學，張紹進則在大學擔任物理教授。張純如就是在這個知識份子家庭中成長，她長大後升讀伊利諾大學，順應父母期望而修讀電腦與計算機科學，但夢想成為作家的她仍對寫作念念不忘，遂於大三下學期轉讀新聞系。「我們常常在周末帶她到圖書館，她總借閱許多文學書。她看了很多名著，很想長大後成為一流的作家。她總是說，生命總有一天會消逝，只有她的文字與書籍可以一直流傳下去。」
突如其來的決定
張純如一生出版了三本著作：《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1995年）、《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1997年）及《美國的華人：一部敘述史》（2003年），當中《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是全球首本專門講述南京大屠殺的英語書籍。「寫南京大屠殺是突如其來的決定。」張盈盈說，張純如小時候早從家人口中得知中日戰爭，「她大概八九歲時已很喜歡發問，十分好奇。那時候她問我們：『既然你要我學習中文及中國文化，那你為什麼要跑到美國來？』」基於女兒的求知慾，張盈盈與丈夫便跟她聊起了家庭的背景和戰火不斷的近代史，外祖父也在家庭晚飯時提及南京大屠殺。「她曾到學校及公共圖書館尋找相關的英文書籍，但她找不到，認為我們都誇張了！」張盈盈無奈笑笑，餐桌上的交集仍不足以成為張純如動筆的起點。
張純如完成首部作品後，到加州參加研討會，那裏剛巧舉行日軍侵華相片展，相片不單讓張純如認清歷史悲劇，更改寫了她的一生。
「雖然我從小就聽說過南京大屠殺，但對眼前的照片卻毫無心理準備。黑白照片裏，有被砍下的頭顱，被剖開的肚腹，女子在施暴者威逼下擺出各種淫穢姿勢，扭曲的臉孔上是令人忘不了的痛苦與恥辱。」她在書中記下當天感受。照片縱然黑白，日軍泯滅人性的惡行及生命的軟弱無力仍震懾她內心深處，但更令她不解的，是南京大屠殺的駭人程度絕不亞於納粹屠殺猶太人，但當時的西方社會卻漠視南京這場東方人道災難，因此她向母親預告，下一本書非寫南京大屠殺不可。
一般人的痛苦，是為自己或身邊人而生，但張純如的痛苦卻為數以十萬計素未謀面的人而生。她背負着道義責任及對受害者的交代，在接下來的兩年多四處奔走，在美國東岸、南京、台北等地搜撈活證人的餘燼，更讓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及德國人拉貝的戰時日記得以重見天日。她很明白，唯一讓西方正視這段歷史的方法，就是要找到可信證據，將碎片輯印成書，還原歷史。當她完成蒐集資料後，已急不及待動筆，可惜物極必反。為了趕在大屠殺60周年之際出版，她深深陷入寫作的漩渦裏，不眠不休鑽研血腥材料，令她噩夢連連、髮落如雪，教張盈盈心痛不已，「1996年4月，她寫得很痛苦，所以我叫她不要再寫那麼黑暗的題材個案，她拒絕。她說：『我跟這些受害者比起來算什麼呢？他們比我更痛苦，而我只是幫他們寫出來，幫他們伸張正義。』」（待續）
上文刊載於第90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2月11日）。原文題為《南京大屠殺 活着的記憶》，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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