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麗瑤揭性侵．拆局】校園性騷擾受害人多啞忍 學校或「上身」
香港「欄后」呂麗瑤披露，她曾經遭到教練性侵，並鼓勵其他性侵事件的受害者勇敢站出來，莫再啞忍。今次事件，與其說是令到社會感到震驚，更貼切的可能是，呂麗瑤只是喚醒公眾面對一個過往不願面對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平等機會委員會曾經進行調查，發現大多數校園性騷擾事件的受害者，都會選擇啞忍。而根據本港法例，當校園發生性騷擾事件，校方有機會「上身」，要負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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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調查 50%受訪學生曾受性騷擾
根據呂麗瑤的剖白，她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因參加了學校的課外活動而認識了前教練Y，結果遭到教練Y性侵，她看見倫奧體操金牌女將 McKayla Maroney 於社交媒體自白被隊醫性侵犯的經歷，亦決定勇敢面對。當年她就讀的培正中學指，校方知悉後已隨即停止有關外聘教練的工作，並強調，絕不容忍姑息任何性侵犯事件。
但社會大眾的疑問是，除了呂麗瑤之外，香港還有多少類似的事件仍未曝光？
就著這個疑問，其實平等機會委員會曾經就校園性騷擾問題作出專項研究，當時參與問卷調查的5,902名學生之中，有50%受訪學生曾受到不同方式的性騷擾，例如含性意味的笑話、要求發展性關係、不雅姿勢、展示色情物品，以至不恰當地觸碰身體。
受害人大多「保持沉默」 擔心遭到報復
不過有關調查亦顯示，當遇到性騷擾時，有58%的學生會選擇「保持沉默」。多數受害學生不願意向老師求助，主要原因是害怕受到報復，其次是認為老師不擅於處理令人尷尬的性騷擾個案。
這項調查反映，性騷擾問題一直存在於校園環境之內，但過去少有受到正視。而根據法例，性騷擾的加害者固然違法，但學校亦有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因為在《性別歧視條例》之下，學校有責任確保所有人（包括學生、教職員、義務工作者、合約員工／服務供應商／代理人）能夠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安全環境下學習、進行課外活動、工作或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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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若發生性騷擾事件 校方或要負「轉承責任」
例如涉事的是外聘教練，並非學校直屬僱員，但在法律上，校方作為「主事人」（principal）須為學校聘用的臨時人員如教練、指導員等「代理人」（agent），有可能要就其違法行為負上轉承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尤其是假如校方未有採取防範校園性騷擾的措施，例如透過書面或口頭通知有關人員，明確說明校方禁止及不容忍性騷擾行為等，學校有可能因此而須要負上法律責任。
而根據平機會在2013年的調查，受訪的308家學校之中，當時仍有近半未有定立防範校園性騷擾的政策。其後教育局亦有作出跟進，各家學校亦陸續草擬、更新有關政策，當中應該會列明對性騷擾的定義、防範措施、投訴機制、學校的處理程序等等，學生和家長可以向校方查詢這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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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防範政策 性騷擾「零容忍」並非口號
例如涉及今次事件的培正中學，其防止性騷擾政策就列明，每年都會在員工會議上向員工強調有關政策；如學生在校感到受性騷擾，可直接或透過家長社工，又或其所信任的教師向學校投訴；負責人員（例如校董會代表／校長／校長委任的教師），會透過面談或收取書面聲明，向有關人士收集資料或證據；假如事件複雜，學校會向學校法團校董會代表匯報，並成立調查小組跟進有關調查；一旦涉及非禮等刑事罪行，學校會考慮報警處理。
而且，這些防範措施不單是學校要認真草擬，因為根據法例，僱主亦有可能要為其僱員在受僱期間作出的違法行為，負上轉承責任。假若在辦公室內發生性騷擾問題，而公司又沒有採取合理可行的防範措施，如制定公司內的防範性騷擾政策等等，僱主也有可能要負責，且「不知情」並不能成為免除轉承責任的理由。
因此，今次呂麗瑤勇敢地站出來，社會大眾除了應該為她打氣、對性騷擾問題多加關注，機構、企業等亦應該著手制定、優化本身的防範性騷擾政策，真真正正做到對性騷擾行為「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