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檔．二】無街新市鎮大商場不歡迎報攤 報販轉型求變
街邊報紙檔買少見少，人們大多歸咎報業萎縮，但報紙檔走入歷史除了商業因素，更因為其依附生長的環境改變。報紙檔被認為邋遢、拖低樓價，有地產商更會教業主趕走報紙檔。規劃新市鎮和重建區又有否為報紙檔預留位置？報紙檔是生存不了，還是無容身之所？報販又如何轉型求存？
新市鎮街不成街 城市不再有街邊
港九舊區總是特別多街邊報紙檔，新界較少，而第三代新市鎮如將軍澳、天水圍，街邊報紙檔更幾乎絕跡，為何如此？
著有《街邊有檔報紙檔》的港大學社會學博士士莊玉惜認為，政府在規劃新市鎮時「沒預計也不希望攤檔出現，因為覺得它們一團糟，態度負面。」莊玉惜也指，從殖民政府開始，政府對街道空間的取態已跟華人生活習慣很不同，殖民政府覺得它是功能性的，用作疏導交通，行人已是次要考慮，小販就更次要。
據莊玉惜的研究，在規劃重建時，政府鮮有考慮商販的生存空間，「遑論預留空間給原先在街頭擺賣的固定報販。1978年，新公共屋苑相繼在荃灣落成，房屋署表明不同意報販擺賣」。1985年區域市政局的「市區以外的小販政策」內部文件更披露將會出盡法寶，務求將小販生存空間消滅殆盡。相對而言，市政局對報販較仁慈，1974年，市區大量道路重建，但不少固定報販獲重新安置，所以新界小販數目與市區比例為二比八。
到過將軍澳、天水圍的市民不難發現行人都走在商場內，街道人煙稀少。香港報販協會副主席鄧入明解釋，新市鎮天橋化對報販影響力尤其大：「它會影響人流走動。」他以荃灣力新廣場舉例，商場被天橋貫穿後，附近地面要建天橋迴旋路面，因而趕走了幾檔原本在該位置的報紙檔，加上天橋落成後，地面人流更少：「人們不再需要行落街。一建天橋，街道就死。像在將軍澳，人們只用留在商場，不用落街。連巴士站也是建在商場下，街邊檔如何生存？」
牙籤豪宅不讓擺檔 人流最高報檔不獲續租
如此，舊市區似乎是報紙檔的最後堡壘，不過舊區重建、社區面貌更替，同樣令報紙檔愈來愈邊緣化。鄧入明指，一些舊區如深水埗，部分舊樓重建成「牙籤樓」後，業主不再讓報攤擺檔：「地下一層是大堂，有人招呼，挺豪華的，他們怎會讓你在門口擺檔。」
他慨嘆：「現在沒人會歡迎報攤了。現在樓宇多由大型地產商興建，以前的地皮較平，有些小型發展商。那時人情味較濃，不少人有親人從內地來港，便願意讓報販擺檔謀生。以前的地產商那有那麼無良？他們在商場也會規定要有報檔。」
他以沙田新城市廣場舉例，那裡曾有一個可能是全球人流最多的報檔，月租高達二十萬元仍有利可圖。由於它位於沙田火車站、巴士總站與商場之間的必經之路，人潮足以應付租金。不過，業主後來還是不再續租，商場該位置則變作名店。
報檔也不是沒有在商場生存過，但很多報檔都不能承受每年增加的租金，加上便利店的競爭，報檔漸漸在商場絕跡。
報檔轉型
面對市區無間斷的重建，即使留低的報販，都要各出奇謀轉型求存。在旅客多的區域如銅鑼灣及尖沙咀，報販則靠禁書、電話卡增加收入。不過，在天星碼頭擺檔的崔小姐說，自從林榮基事件後，現在內地旅客都有點避忌。雖有旅客對書本有興趣，朋友都會勸說「過不了境」，旅客就放下念頭。崔小姐說，禁書的銷量比三、四年前少超過一半。鄧入明就在幾年前開始每天都送報紙上門，另謀收入，他相信：「一日有出版，報販一日都有得做。只差你如何經營，如何改變手法。報販在街頭生存要夠圓滑。」
當便利店將蒸餾水賣幾乎10元一支時，總不難見到報紙檔只賣五元，甚至四元、三元，靠薄利多銷；雖然持牌固定報販只可售賣紙巾、香煙、打火機、香口膠、糖果、涼果、電池、原子筆、樽裝蒸餾水、小飾物、利是封及流動電話儲值卡，但有不少報紙檔鋌而走險賣果汁、茶、咖啡以及玩具等以增加收入。雖然報販都希望報紙檔售賣的商品種類可以增加，但亦有人認為他們會與其他商店造成競爭。報紙檔可以賣幾多東西，仍有待公眾商討。
在銅鑼灣波斯富街擺檔廿多年的周先生，見證銅鑼灣區眾多住宅重建為商廈、廿四小時或營業至深夜的食肆漸改為主攻旅客的零售店，老顧客一批又一批離去。「不少客人搬前便會來說一聲，遲些要搬了。」當銅鑼灣變成旅遊區，民生商店愈來愈少，文具精品店尤甚。周先生近年開始賣貼紙、玩具，廣受小朋友歡迎，報紙檔似乎也充當了其他店舖的功能。靈活、多變、能屈能伸，街頭的報紙檔，就像香港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