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保人兼作家張婉雯 日常瑣事變新作 力證「了解比標籤重要」
在這個彷彿只可談「lesser evil」、無力改變政局的年代，社運和寫作，同樣看似無用。然而動物權益團體「動物地球」幹事、作家張婉雯，卻仍然在網上撰寫動保文章，並即將出版新小說集《微塵記》。「無論社會發生了多少荒謬的事，你總要找一樣東西令你保持鎮定。」她說。
於是她走在街上，隨時收集起路人的對話、撿起舊告示牌的那句「小草青青 手下留情」、記住舊區街市的風景……然後把這些寫成故事，讓人在塵埃中發現陽光。
身為作家，張婉雯曾經懷疑出版小說的意義——書店的書如此多，再多一本又有何用？在2005年開始，她投身動保運動，少了時間寫作。多年來她反對動物買賣、提倡取締捕獸器、要求漁護署設監察機制防止濫殺動物……她說自己幾乎忘了文學。但慢慢地她發現社運的局限——人人各自表述，不談感受與同理心。「很容易標籤了你是黃絲，你是藍絲，但其實人除了你見到的這一面，還有很多面。」她說自己有時也被好勝心左右，只想吵贏別人。
於是她退後一點，開始寫起一篇較長的小說〈潤叔的新年〉，2012年憑此獲聯合文學獎時她說：「我希望以寫作發掘更多的可能：這個世界真的只有敵我對立？只有能言善辯的人才有發言權？」
反對者不一定是壞人 寫出被標籤者的心事
這次小說集《微塵記》中〈明叔的一天〉，就讓人看到不能言善辯的人背後的心事——明叔覺得年輕人一味批評、會叫兒子不要去遊行，但最後不得不說出的是：「共產黨，鬥不過的。」張婉雯說：「他反對不代表他很壞、為了自己利益而選擇哪個立場，他只是想安穩，甚至是已經怕了那些事。」
談到南亞裔男子被警察擊斃的〈野豬〉，也還給弱勢一點發言權。張婉雯說：「可能那警察也很驚，不知那是什麼、會否傷害自己。很多時溝通不到就互相傷害，對野豬也是一樣，其實牠比你還怕。」
撿拾日常生活寫成故事 嘆重建剝奪生活選擇
這些故事都緣自生活上接觸到的人、事、新聞。走在路上，張婉雯的視線總流連在不同的地方。經過一片花叢，她忽然說：「這些舊告示牌多有趣。」上面畫了一隻手，勸人對花草手下留情。偶爾又偷聽師奶對話：「這裏的菜比外面平一蚊！一蚊買回個心靈！」她就像個故事採集員，無時無刻等着把菜買回來，放進冰箱，「待有空打開雪櫃時，咦，齊了，就可以落鑊了。」她笑說。
〈明叔的一天〉的雜貨舖就是以她在荔景家附近的街市為藍本，「平日有好多人走來走去，會互相照應。」有次她兒子跌倒在哭，水果檔的老闆立刻抓起一大把車厘子送他：「不要哭了。」張婉雯驚訝他的大方：「我心想好貴的呢。」有次又在雜貨舖發現兒時吃過的茶瓜，這些都成為了她儲在心裏的材料。
然而這些人事，已隨着重建而愈來愈少。張婉雯眼見近年城市急劇變化，決意寫一個有關重建的故事。小說集中的〈老貓〉以貓的角度寫一間茶餐廳因重建而結業，裏面提到牠未卜的前途。張婉雯指小店結業的受害者還有貓狗，牠們最後往往成為流浪動物。
店舖動物本是舊區的特色，「老闆自己有自由度，有些養貓，有些今日東主有喜，貼張紙出來就放假。生活方式多元些，沒這麼悶。」到重建後，換回來的除了是沒生氣的連鎖店，還是沒選擇的生活。「它入什麼貨你就只能買什麼貨，它報什麼價你就只能去接受。」她說。
重建如膠杯換名杯 「我只想喝水」
重建一刀拍下來，卻聽不到這些渴望選擇的聲音。「我天天用這隻膠杯喝水，你說換一隻高級王室牌子的杯，你給我500元吧。我心想，我要一隻普通杯而已。我沒有500元給你，然後隻杯就賣給了第二個，那我以後用什麼喝水？」她說。在社運中，她常常遇見像錄音機的官員，「他們答完他們要答的就不會理你。」
〈明叔的一天〉也寫這種制度和社會的壓迫，述說一個患重病的雜貨舖老人如常開店，遇上政府人員查阻街。「他患病，不只是因為他自己的飲食習慣，而是社會制度給他的壓力，但他卻很順從，覺得是這樣的了。教會的人來關心，卻是以自己覺得對的方法。他的家人可能有關心，但不足夠。」
然而單以一支筆，可以撼動世界嗎？張婉雯也曾經這樣想，直至有天看見一個展覽，一些人推着木頭車在各區推廣手工環保清潔劑，發現別人是如此謙卑地默默做事。於是她記下微小如塵埃的人，然後，「偶爾浮過窗前，讓人發現：原來這世上還有陽光。」在《微塵記》的序言她如是說。「每個人都有她的崗位可以發力。」她說。「低沉下去只會更加無力，要保持心境平靜，靜待時機。」